王琳：公益诉讼提起权应向社会组织平等开放

　　□王 琳

　　12月11日，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函》，呼吁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利，方便为消费者“出头”。(12月12日《羊城晚报》)

　　依现行民事诉讼法，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当不特定多数消费者遭遇侵权时，消费者组织是无权以原告资格向法院提告的。换言之，现行法律实则排斥所有公益诉讼。社会各界对此诟病已久，改革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10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已对此有了正面回应。“草案”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近两个月的舆情反馈来看，多数媒体和公众均对公益诉讼的“破冰”抱有乐观的期待。

　　然而“草案”也留下了一个悬疑，即在“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上还嫌语焉不详。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函》，正被视为一种“立法游说”之举。较之过去的向中央要权，这种向立法“要权”无疑更合乎法治社会的正常逻辑。公开化的立法博弈，也有助于立法的科学。

　　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22家消费者组织的立法游说，当是五味杂陈。消费者自然需要消费者组织，也需要消费者组织的公益诉讼提起权，但问题是，各地的“消协”、“消委”能够承担起依靠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任吗？

　　上述22家单位发出的“建议函”中，在陈述理由时谈到：在三鹿奶粉等群体性消费事件中，一些消费者势单力薄，举证困难，消费维权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一些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屡点不改，仅凭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往往难以撼动。

　　这的确是事实。但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全国可有一家消协或消委对消费者的自发维权提供过支持或援助？我们在公共媒体上所见到的，却是他们的沉默。

　　消协和消委为何不愿向消费者伸出援手？因为在过度行政化之下，许多地方的消协或消委需要与地方保持一致，有时候甚至需要站在消费者的对立面。

　　消费者需要自己的社会组织，而不需要一个半官方机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为“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建议，就应该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作扩大的解释。公益诉讼提起权绝不应仅仅赋予类似消协、消委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它更应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

　　在大多数国家，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组织都不止一个。美国的此类组织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为过。其中，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ACBC)和美国消费者联盟(ACL)声名远播。这些机构并不是靠与政府的亲近关系来赢得荣誉和地位的。相反，这些维权组织必须依赖其自身卓有成效的工作，才能在广大消费者心中赢得尊敬和信任———很难想象，一个在行政荫蔽下的“半官方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近年来消协也好，红十字会也好，负面新闻不断，信用一落千丈，就是明证。

　　的确，中国的消费者太需要公益诉讼了，中国的消费者也同样需要真正属于社会的消费者维权组织。最近从广东传出消息，即将展开的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将积极推行“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激发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吸引会员，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为确保“去垄断化”的实现，广东还将在社会组织注册上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重在培育。

　　我赞赏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建议函》，也期待公益诉讼能够在中国落地。公益诉讼提起权，既是权力，更是责任。希望各地的消协或消委能够在社会组织“去垄断化”的改革中，以其社会责任的担当，去赢得消费者的心。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