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评选不应忽略科技伦理

　　龙丹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http://weibo.com)质疑工程院新晋院士谢剑平院士资格，指其研究“烟草减害”实为高效杀人。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也表示谢剑平的当选是科学界的耻辱，其研究成果会误导公众，帮助烟草企业卖烟。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回应质疑，称谢剑平当选“自有其道理”。

　　资料显示：谢剑平三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早在19年前，他已成为“烟草系统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谢剑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既然可以几度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为何不可以“晋级”院士呢？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既然科研工作者未必都是健康方面的专家，非要任何研究成果都得有利于健康，的确也有些难为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们。更何况，要论科研成果对人类的危害，相比研究“烟草减害”却实为高效杀人，发明核武器的，恐怕要更加“罪大恶极”。不过，尽管随着核电站安全事故，和平利用的“核能”也同样受到普遍质疑，但是从人类对自然界认知的角度来看，核技术的发明无疑仍然标志着人类的科技进步，至于核技术是否应该被用于过度索取能源，甚至制造核武器，本质上与用刀砍人一样，只能说是用错了场合，并不能全由科研人员来承担罪过。

　　问题恐怕首先出在国家科技奖评选环节。国家科技奖是由国务院授予的、代表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最高奖项，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影响力。我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始料不及的是，三鹿集团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相关产品，其研究项目竟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早有人建议：“国家科技奖”要喝一杯“优质奶”。尤其是近些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依附于行政体制，受到行政干预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各地各单位为应对频繁的奖励申报与推荐，耗费很多人力物力财力。

　　科研人员固然可以就事论事地专注于技术，而对其背后的人文乃至伦理有所忽略，但是，作为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评判机制，却理应具备起码的人文关怀与伦理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烟草专家当选院士”尽管当事专家未必有主观恶意，但科学评价体系是否应该有自身的立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无论如何，科技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正面价值，降低负面效应，科研工作者的确应该多些人文关怀，而包括院士遴选在内的科研评判与引导机制，也理应跳出技术窠臼，至少也要有些底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