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位移 中国准备好了吗

　　徐立凡

　　 将来，对本世纪最初的11年全貌的回顾，必然选择2008年和2011年作为节点。

　　 2008年的世界，是事件驱动型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意料之中地结束了美国单边主义，意料之外地弥合了“老欧洲”与美国的分歧，意料不到地加快了中国进入国际舞台中央的步伐。华尔街被推出来，在符号上成为全球公敌，对付这一自大、讨厌的敌人的武器，是凯恩斯主义。全球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中国和美国，以“奥巴马式社会主义”和“四万亿”复制了凯恩斯。鉴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特征，走得比危机发源地更远。抱团取暖的心理和金钱需求，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赢得了短暂的和谐。在奥巴马式的谦卑中，中国精英开始设计如何扮演更突出的国际角色，其中，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抄底华尔街”。

　　 3年后，2011年的世界，是趋势驱动型的世界。这个趋势，脱离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预想。经济上，复苏形势的不同，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分化比预想的来得要早。凯恩斯的后遗症困扰了中国，并通过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发散。对趋势判断的“两难”，主导着调控政策的“两难”。美国经济，意料之外地在全年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年底时，新屋开工率的复苏，就业率压低到3年最低，底特律汽车三巨头的苏醒，美元重归80上方，让美国债务危机和2012年大选情势再度迷离。而能源自给自足的独立趋势，多少为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并高调回归东亚提供了行为依据。

　　 2011年，主角或许还是中美，但焦点则在欧洲、北非中东和东亚。“欧猪五国”政府的全部更替，英国与欧盟的渐行渐远，德国获得欧盟区域的软霸权地位，发出欧洲权力体系明显变化的讯号，雅尔塔体系标准已告作废。但没有人知道，债务危机对于欧元区、欧盟和欧洲令人羡慕的福利社会模式的毁灭性将有多大。拉登、卡扎菲的被击毙和穆巴拉克笼中受审，表明石油沙漠地区，正发生历史上从未有的变局，但埃及新的冲突以及叙利亚、伊朗的变数，表明这场大变局的规模和边界都未划定。

　　 年底时，两个冷战“堡垒”区域发生变故，捷克“天鹅绒革命”领导人哈维尔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相继去世，勾起的不仅是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回忆，还有绝对陌生的未来。而全球经济的重要市场和生产基地日本，则被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与核辐射危机袭击。制造业出现萎缩，产能开始向外转移，以及农业和旅游的困局，尽管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人们不能不思考，这场大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日本是否将因此站到一个新的历史岔路口。近似的疑问，还指向了俄罗斯。作为2012年全球大选季最不用猜测的政治谜语，走下神坛的普京，如何定义威权民主或开明威权？这将决定未来十几年“双头鹰”的朝向。

　　 所谓趋势，就是你不能完全把握的发展，就是不确定性的介入。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思路的不确定性，也包括事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如同预言，警示着不会太明朗的2012。

　　 现在，没有人认为这只是他人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也不要以为，所有的变数只和经济、和2012年的GDP有关。欧债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债务问题，也是多极化进程是否将遭受重大打击的问题。如果欧洲倒下，无论中美是否主观上愿意组成“G2”，也会有人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新的两极世界。这意味着，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一些思维、套路会卷土重来，并对准中国。2011，这种趋势在中国周边，在南海已经出现。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中东北非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当事国家历史清算的问题，也是中国西部能源走廊能否安全的问题。如果石油沙漠地区的新一轮洗牌迟迟不能结束，那么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就会持续损失。即使仅仅是针对伊朗的战略威吓，也可能对中国产生蝴蝶效应。更需思量的是，利比亚战争创造了以保护人道主义为名获得合法授权，进而改变一国政治和传统社会格局的新干预主义模式。相对于单边主义式的干预，这种模式尽管具备更多的人道理由，但也具有同样的非建设性。面对这种新模式，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领海和周边地区的不确定性，也不仅是如何解决领土分争、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还是如何在崛起过程中，处理好对美关系和周边疑虑的问题。在市场合作方面，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中国已经表明经济利益共享的路径行得通。但是，当历史纠葛、地缘政治因素掺杂进来之后，事情正在复杂化。面对美国主导的APP对APEC等亚太现行100多个区域合作平台的冲击，面对周边新的安全架构重组迹象，中国准备好了吗？

　　 世道变了。我们只能随之而变。事实已经越来越明确，积极的变比以不变应万变好。所谓变，无非两点：其一，建立有价值内核的软实力体系，配合市场体系。其二，“外功内修”。做好自己的事，才能应对好外部的事。

　　 藏龙卧虎，并非无所作为。以改革做好准备，这是让2012和更长远的未来明朗化的惟一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