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经济最大问题在于土地和财富分配结构偏差

　　专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王羚 付晶晶

　　许多经济问题源自结构扭曲

　　第一财经日报：您对201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什么样的评价？您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华生：客观地说，中国相比世界其他新兴发达国家，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整体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情况要好得多。如果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说，今年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目标，但通货膨胀已呈下降的趋势。在世界经济发生动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都遭遇那么大的困难，新兴经济区域也受到冲击，相对来说中国的经济表现不能算差。

　　我认为目前的问题关键是政策手段过于短期化，都是应付性的，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基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有些问题会重复出现，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因此，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在眼前或者说很近的未来，中国经济会面临多大的危机，而是在于政策手段短期化导致的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日报：具体来说，您认为哪些问题是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华生：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诸多问题跟我们在大的结构上有偏差是有关系的。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要结构调整，但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调整。现在讲的调整结构常常就是说发展新兴产业，严格地说那不叫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可以说不断在发展变化，那主要是企业和市场的事。从政府角度讲，调整结构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而且这些结构市场调不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数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但这个结构存在很大扭曲：这么多人进城之后没有户口，没有地方安居，高房价其实部分是这个情况的反映，这跟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跟这个结构扭曲有关系。比如温州、鄂尔多斯中小企业的破产问题，中小企业为什么资金会这么紧张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资金都去搞房地产去搞高利贷了。为什么去搞房地产、高利贷？这又是跟土地制度连在一起的，因为资金都是往能挣钱的地方跑，就像一个温州老板讲的，他工厂几百人做一年还不如他老婆卖一套房子挣钱。所以目前的高房价问题，温州的实业空心化问题，资金都向金融和地产去流动，这些都反映我们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急剧扩大。分配格局失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消费结构上的问题、教育等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的人数减少，也是跟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是财产差距扩大。由于农民工收入近年来快速上升，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趋于缩小。今年这个缩小更加明显。所以贫富差距不能光看收入。

　　包括富人移民的问题，也跟财产分配不均有关系，就算他不离开，也要搞个移民，觉得更保险，这些都是跟财富差距过大有关系的。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跟我们主要的经济结构出现偏差关系极大。

　　日报：怎样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经济结构上的偏差呢？

　　华生：我觉得首先要理清矛盾的核心问题。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在城市化这个大的背景下，土地问题和贫富问题这两个大的结构出了大的偏差，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已经生成的结构问题，我觉得这是根本。

　　我们处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里面，其中的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土地和户籍，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距问题。本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进了城，经济水平提高，收入差距应该缩小才对，但是事实上贫富差距却在扩大，那一定是整体的财政税收政策、社会再分配制度安排都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从经济上来说，要解决根本问题，我认为恐怕是要从土地问题、分配问题入手。就经济而言，这两个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金融问题是跟土地问题相关的，金融都是用土地质押出来的。住房问题根本就是土地问题，分房子其实就是分地，有地还怕没房子？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土地问题连在一起的。

　　日报：土地制度确实是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下一步应该怎样改变呢？

　　华生：比较明确的就是，土地财政肯定是不能继续了。政府卖地赚钱，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政府应该靠税收。政府带头做买卖，所以房地产商更来劲了，他们说政府赚得比我们还多呢。所以整个结构安排是不对的。这个当然很容易上瘾，但这是一条歪路。当然这就面临大的调整。

　　另外就是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台湾的土地是私有制，但是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我们的土地是公有制的，涨价却全落到政府、开发商和囤地囤房者的腰包。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大的结构上的改变，而且这个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照顾到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

　　日报：像刚才您谈到的收入分配，今年以来，“十二五”规划当中也提到，要通过消费来带动增长。但事实上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并不令人满意。

　　华生：消费就是跟收入连在一起的，因为分配不平均，有消费能力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有消费倾向。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把这点说清楚了，从来不是因为穷人不想消费，而是他们没钱消费，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富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他消费不了，只能储蓄。消费问题本质上是分配问题。

　　人口红利减少不必恐慌

　　日报：从今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老龄化速度在加快。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正在面临劳动力供应逐步减少、人口红利逐步减少的局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华生：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明确的、可以科学度量的点。人口这个问题更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至于说中国在2013年进入刘易斯拐点，并且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减少，这个肯定有夸大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红利现在是最鼎盛的时期。有些预测是说中国2013年要进入转折点，换句话就是说现在是人口红利最大最好的时候。但是最好的时候又怎么样？最好不也照样是劳动力短缺吗？不是照样出现用工荒吗？所以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同时反过来不是说我们人口红利到顶点就没有了，而是说我们人口红利最大化到达顶点，然后慢慢会减少。减少也要减少20年人口红利才会消失，所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看待人口红利要用一个理性的眼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多，人口红利只是诸多因素之一。而且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还要看有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日报：从六普数据看，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确实是最高的。但是最高的时候又出现用工荒，是不是因为结构上的问题？

　　华生：当然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也不光是结构上的，它确实表现出对劳动的需求。用工荒的一个原因是还有大量农村人没出来。没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稳固地在城市安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中国从现在起就劳动力紧张了，失业问题不重要了？那不一定的。

　　从发达国家来看，发达国家大多是人口老龄化，没有人口红利，反而有人口赤字，而问题是发达国家依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我们现在在这问题上，往往是过于简单化了。老龄化了，人口红利减少了，劳动力就不够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现在美国、欧洲的主要问题，就是失业。我们劳动年龄人口这么多，人口红利这么高，我们简单劳动力还不够，还闹用工荒。这里面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有很多的原因。老龄化以后一样会面临失业的问题，跟整个经济体的活力、跟劳动力的需求都有关系。这个不能简单化。而且，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在一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上出现了扭曲，这是中国未来必须要应对的。

　　中国经济增速适度下行不是坏事

　　记者：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下行的趋势。许多对2012年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不乐观。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华生：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确实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但是我认为应该以一个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所谓悲观乐观地估计，是因为标准不同。有些人比较悲观，他们是以中国经济增长10%为标准的，低于10%就惊慌失措，说不好了，中国经济滑坡了。

　　这个没有必要。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九点几，还算是高速度啊，尤其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而且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适度下降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也有利于降低环境压力。比如说，中国现在一年烧30亿吨的煤，马上要到四五十亿吨了。30亿吨的煤是什么概念？全世界一半的煤全烧在中国，所以我们的空气能好吗？肺癌能少吗？

　　中国“十二五”规划定的五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两年是5%或者6%也是正常的，因为有的年头可能是8%或者9%。发展是波浪式才有持续性。但是现在经济学界、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他批GDP挂帅，还没掉下来半点，就开始惊慌失措，说要保增长啊。这么快的增长需要保吗？明年经济增长即使到8%仍然是超过“十二五”规划的。

　　日报：刚才您说对经济增长判断是乐观还是悲观因为标准不同。您的标准是？

　　华生：我认为中国保持百分之八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很好，比“十二五”规划还高一个百分点。而且我们应该允许经济增长有波动，波浪式前进，就是有一年到7%也很好，因为还有高的时候，高和低一拉就不低了。要看到我们现在的环境资源压力已经这么大了，你想经济再增长，必须要靠技术，靠服务业，不能再靠资源来了。第一不能靠发行货币，那样会有通货膨胀。第二不能拼资源，中国的环境已经拼不起了。

　　日报：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许多地方债务集中到期。您如何看待地方性平台的融资风险问题？

　　华生：地方债务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随着这几年土地财政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以来刺激经济，地方的融资平台进一步大发展，债务负担加重，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政府整体的负债率还是比较低，所以地方债务从目前这个水平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危险。但是它的问题是很严肃的，实际上它面临的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能和约束机制的问题。这是个实质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越有钱的地方越搞土地财政，钱越多雄心越大越不够花，所以不是钱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能问题。

　　一是政府到底要干什么？二是谁约束他干什么不干什么？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本世纪初之前基本没有土地收入，日子也都过得不错。现在土地收入跟税收收入一样多了还都叫穷，这个事情靠钱能解决吗？核心问题是它的职能跟约束。所以现在暂时混是可以混过去的，明年可以，后年也可以混过去，但是3年、5年、7年、8年可能就会爆发大的危机。

　　日报：基于您谈到的这些情况，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往前看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增长？2012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华生：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从来不是短期问题，不是说今年明年就过不下去了，而是说我们积累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就是迟早会让我们吃大苦头，所以要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从潜力来说确实是很大。好多亿农民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最多算是处在城市化转型的前中期。现在我们真实的城市人口在30%多，等于说三分之一是城市人，三分之二是农村人。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要等到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已经成为城市人口了。在此之后内需增长才会慢慢减弱，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大体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人口的城市化才三分之一。大部分人口的转移会带来惊人的内需，从基础建设、从房屋到各种社会设施，巨大的内需足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是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不解决相应的收入和资金结构对应问题，那么潜力就释放不出来。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把内需的潜力释放出来。

　　典型的比如深圳，本来是改革开放排头兵，但它现在的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常住人口1500万以上，移民人口是本地户籍人口的四五倍。有点像古希腊雅典了，只有少数人是自由民。所以我觉得深圳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已经掉到社会改革的排尾去了。深圳在这个方面要洗去耻辱，应该在社会改革上先行一步，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个户籍问题。

　　日报：基于您对明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在具体的货币政策和政策财税政策上，您有什么建议？

　　华生：在短期的政策上，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应当看到，随着经济减速，财政收入在今年四季度已经回落，明年也是这个趋势，政府基金主要是土地收入，今年、明年都是大幅减少，宽口径的财政收入会比较吃紧。如果不愿搞大的财政赤字，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空间。可行的是结构性的财政政策。这需要改革的大手笔，要看政府能否有决心进行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大调整。货币政策倒是需要逐步从稳健向灵活转化。因为随着国际收支走向平衡，外汇占款减少，基础货币自动收缩，货币政策不调整是不行的。这样看下来，明年真正能做的和有空间做的，是结构性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其他的口号并不现实可行。

　　2012年我认为更大可能是酝酿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时机，要研究探索，争取在2013年或2014年，能够在结构调整上有大的动作。这就包括在城市化、土地、财税和收入分配方面有大的调整，有大的步伐。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不是明年后年会出什么事情，但是就怕长期累积下来以后，几年以后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