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太空经济助攻转型之战

　　对于中国而言，政府投入的目的，不应是垄断太空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不一定要控制太空产业的基础设施，而是要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促进太空产业积极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的市场需要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2011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对2006年以来中国航天的主要进展与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做了介绍和说明，引发对航天事业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太空产业链的关注与热议。

　　太空经济并非新话题。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用240亿美元拉动数千亿美元民用市场的故事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航天产业每投入1美元就能够产生12至14美元收入的高回报“神话”，也频现报端。对这样一个久有讨论但仍属朝阳产业，并可能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曙光的战略新兴领域，热议之外尤须冷思考。

　　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航天或太空产业的高回报。一方面，这个高回报很可能是把其他相关产业的回报统统算入了航天产业之中。不仅包括与航天直接有关的配套零部件、产品和服务，可能还把航天技术经过改造和转移而在民用领域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计算了进来。

　　例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每年都会发布一份报告，介绍其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进步如何惠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2010年的报告介绍了包括图像传感器、仿鹰眼镜头、气动机翼、火箭助推降落伞、纳米头发定型、吃石油细菌以及遭污染地下水处理技术等。这意味着，太空经济能否发挥出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配套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机制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即便将上述衍生产业的回报扣除(比如这个部分占2/3)，太空产业的回报率仍高得惊人。长期保持这样惊人的回报率，而没有被其他竞争者分薄，说明这个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垄断，可以把所有潜在竞争者排斥在产业之外。

　　垄断将带来负面后果。没有市场信号的指引，产业无法自主走向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方向，技术进步的取向也将受制于人。并不是说具体的技术细节或手段需要依靠模仿别国，恰恰相反，尽管遇到技术封锁等困难，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实现的。但是，缺乏本土化的市场需求的指引和驱动，技术进步难以很好地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要求。

　　以卫星发射为例。在美国、欧盟，通常是市场对某种产品和服务有了强烈需求，终端应用开发后，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模式，方才发射具备适应前述市场需求之功能的商业卫星。我国通常是先发射一颗卫星，再考虑这卫星能有什么商业化应用。长此以往，技术进步的取向将完全脱离对本土市场需求的回应，要么成为别国技术进步趋势的跟随者，要么成为实践科技决策者主观意图的冒险者。

　　当然，航天技术及太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投入。根据美国太空基金会《2011年太空报告》的统计，2010年世界太空经济规模2765.2亿美元，其中23%是美国政府太空预算的费用，8%是其他政府太空预算的开支。

　　美国太空经济蓬勃发展，与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密不可分。与美国政府相比，我们的投入从规模上看还差得很远。但不能只看规模，还应看到政府投入自有其有效性的边界和适宜领域。对于中国而言，政府投入的目的，不应是垄断太空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不一定要控制太空产业的基础设施，而是要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促进太空产业积极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新的市场需要。

　　太空产业相当程度上具有独立于一般实体经济的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之时亦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是不容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2012年，欧债危机前途未卜，新兴经济体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增长面临风险。太空产业自然也有望成为新一年里，中国经济应对外部环境压力持续推进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要将太空产业的潜力更大限度发挥出来，需要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打破不必要的垄断和限制，鼓励各种力量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到太空产业及其配套、衍生行业的投资与建设中去。正如航天白皮书所言，“鼓励科研机构、企业、高校以及社会团体，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航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