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要正视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

　　重视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和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将是我们“做强金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对于合法的“多劳多得”的企业家、创新家和投资家给予重税待遇，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可能会因为资本外逃或避税行为而大受影响。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就2012经济形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2012经济高端访谈

　　2

　　2012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六大目标任务；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坚持”原则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将会是怎样？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欧债危机，会给国内经济环境带来哪些影响和挑战？未来应如何有效拉动内需市场，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增长点又在何处？本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文/本报记者  李媛

　　总体格局

　　欧债危机影响仍然严峻 中国经济或将进入通缩

　　广州日报：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来看，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将会是怎样？

　　孙立坚：我认为，2012年的中国经济格局将呈现出变化无常的态势。至少可以拿出三种状态来加以比较：

　　一种是最理想的状态，尽管目前来看可能性较小。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下被重新激活，民营企业开始回到了实体经济的舞台，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能够把社会巨大的流动性通过不断成熟的金融市场注入到有成长潜力的企业中去。于是，市场的流动性明显开始流向有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同时，宏观调控政策也回归常态，价格变动趋于温和。

　　第二种是通胀压力得以释放，通缩迹象开始显现。这种可能性较大。由于欧美经济的低迷和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再加上中国自身内需不足。于是，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物价下滑，而公司利润增长受阻又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将决定中国经济走势的好与坏。

　　第三种是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欧债问题恶化，全球经济同时低迷，中国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滞胀的环境中。这意味着除了靠实体经济自身发力来吸收流动性，创造就业机会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那时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将是失效的，弄不好会使经济增长更加低迷。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欧债危机，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孙立坚：欧美国家救市的手段会落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大量的流动性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那么，实体经济出现大萧条、虚拟经济出现大通胀的格局就在所难免。另一种状况是2009年到2010年的情况再现。即大宗商品价格被全球金融资本炒得天翻地覆，新兴市场国家热钱流入，输入性通胀加剧，本币大幅度升值，利率也被迫提升。

　　所以，要对付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必须要大力发展国内的实体经济，减少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挑战

　　警惕流动性泛滥  改善民营资本生存环境

　　广州日报：CPI已经连续5个月回落，有人认为，通胀压力放缓将为货币政策调整预留更多空间，您怎么看？

　　孙立坚：目前，CPI和PPI开始出现连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中国经济也受到世界经济疲软的影响，正在开始出现“通缩”迹象。如果此时一味地放松货币政策，不注意培育实体经济吸收流动性的能力，那么，今后一旦欧债危机过去后，由全球流动性泛滥所造成的滞胀压力会更加突出！

　　未来存准率下调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利率下调。因为存准率的水平太高，不降下来，将来流动性泛滥再一次卷土重来，我们货币政策的应对空间就变得更加小了。但是，下调利率暂时还不会，因为负利率现象使得利率下调的副作用较大。

　　事实上，4%左右的通胀水平对处在目前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比较合理的。要使大家能够在这个水平上达成共识，还必须通过央行透明的货币政策手段，来缓解负利率问题。

　　广州日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在如今的形势下，我国应如何“做强金融”？

　　孙立坚：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国的金融体系已具备了一些促进未来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

　　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实现，一批数量虽少资金实力却十分雄厚的中高收入阶层开始涌现。市场对高水平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我们此时的金融创新步伐能够很好地吸收这批流动性，并能迅速配置到最有潜力发展和收益增长的投资项目上，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资金过于集中在楼市或股市而烦恼。

　　另外，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因为商业成本上升的压力而退出了自己擅长的实业舞台，去从事它们不擅长的“资本运作”。有些民营企业家干脆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或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现象也屡见不鲜。

　　但是，这样的“资本运作” 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为此，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的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天使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

　　比如，中国政府应该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建立“遗产税”、“资产交易税”的同时，也应该给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实施“减税”和非营利性风险投资项目的“免税”优惠。总之，重视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和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将是我们“做强金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展望

　　培育内需市场  降低企业税负

　　广州日报：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强调拉动内需的重要性，2012年，我们应当如何有效拉动内需市场？

　　孙立坚：我们发现消费不足的现象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没有钱消费”的问题。我们非常希望通过中西部城市化的推进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产业集中、消费网点集中的现象。

　　其次，是“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因为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后顾之忧”使得国人过度储蓄，甚至储蓄的方式集中在楼市和欠成熟的金融市场，造成了虚拟经济过度繁荣。

　　第三，是“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问题。中高收入阶层在中国选择投资，而在海外慷慨消费，以至于今年我们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有人认为利用税收杠杆可以缓解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不和谐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很偏颇的，如果对于合法的“多劳多得”的企业家、创新家和投资家给予重税待遇，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可能会因为资本外逃或避税行为而大受影响，同时也很容易形成缺乏实业致富精神的社会风气。

　　因此，面对挑战，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一是探索农村土地改革的机制设计。让农村财富能够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越积越多。

　　二是加快公平有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

　　三是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打破垄断和扼制投机，让更多的产业资本回到能够面向国内消费群体而创造财富和提供高水平服务价值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同时，避免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本土企业利润增长、就业水平提高相脱节的现象。

　　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孙立坚：未来在民生财政、反腐倡廉、强化监管以及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提升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所带来的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政策举措，都将受到高度关注。

　　今后，我们还要通过政府让利，降低产业资本所受到的冲击。比如，降低企业税负，清理垄断性为产业“服务”的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把握好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承担一些企业的劳动力和福利的成本，从而打开企业生产的盈利空间。依托企业的繁荣来提升政府公共投资所需要的税收来源，依托企业的发展壮大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和大众致富的途径。否则，很容易进入流动性膨胀的怪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