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当下改革应指向地方政府竞争

　　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经委和企业管理协会工作的宋晓梧，潜心研究劳动市场问题，当时一个很大的争论是中国要不要建立劳动力市场，当时主流观点是只能搞劳务市场，宋晓梧则提倡搞劳动力市场，这让他颇受批评和压力。

　　“南方谈话当时对我个人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宋晓梧回忆，现在回过头看，南方谈话对于后来改革开放的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思想上指明了方向。很多具体政策是后来形成的，但南方谈话为这些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关于“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论断，非常坚定有力。

　　“南方谈话以后，大家思想豁然明朗，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还要争论、摸索很长时间。”宋晓梧说。

　　南方谈话中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让宋晓梧大大增强了信心，后来劳动力市场派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我国的劳动力的配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宋晓梧说：“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我们后来人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地按照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往前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话题就从宋晓梧最操心的劳动力市场开始。

　　●南方日报记者  周虎城 胡念飞 北京报道

　　发育瓶颈

　　劳动力市场双方

　　组织行为缺失

　　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广东率先进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大进展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涉及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宋晓梧：劳动力市场问题更深层次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变动，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组织行为的缺失，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瓶颈。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都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问题。现在广东率先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是新阶段深化改革的重大进展，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我特别想说工会的问题，工会职能不能转变到位，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曾提出深化企业改革要实行“政、企、工”三分离，既然“政企”可以分离，为什么“政工”不能分离？现在工资集体谈判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还是“政、企、工”各自主体不明确的老问题。

　　南方谈话开了一个好头，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走下去，并非易事。小平同志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这2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有些改革，比如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不到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实际上使我们的体制发生了扭曲。

　　培育组织

　　协会不应该是

　　政府派出机构

　　我们现在的行业协会，大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发挥维权和自律的作用

　　南方日报：按照这样的分析，社会组织发展极其重要？

　　宋晓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社会组织的问题应当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了。

　　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市场主体，需要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行会、协会、公会、商会等。我们多年来培育市场主体，强调的是单个的企业，对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一直缺乏研究，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我们的行业协会、商会等基本上都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说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不应当管、管不了的事情交给企业和社会组织去管，结果交出去等于还是政府自己的事，政府职能就难以真正转变。

　　我们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确实培育了众多分散的市场主体，但这些主体缺乏组织性自我约束。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商会、协会，像钢铁协会、汽车协会、某类农产品协会，协会协调对外价格、协调对外利益，内部进行自律。我们现在的行业协会，大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发挥维权和自律的作用。

　　中央现在一再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但是不协调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其实任何不协调的发展必然损及一定群体的利益，例如为了GDP的增长，对企业排污不达标视而不见，对煤矿安全不达标置若罔闻，必然有群众饱受污染之苦，必然有工人承受事故之害。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直到群体闹事，阻断交通，围困政府，上级才了解到。

　　有人告诉我，现在上级领导必然要看到的事，花200%的力量做好；上级领导有可能看到的事，花120%的力量做好；上级领导大概看不到的事，对付一下算了；上级领导基本不会看到的事，暂且往后撂撂。

　　改革指向

　　真正界定政府市场界限

　　地方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体，中央政府不应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做的事

　　南方日报：当时讲“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的指向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讲“不改革死路一条”，指向是什么？

　　宋晓梧：如果说，现在改革的指向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恐怕很难服人，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归咎于计划经济弊病。比如说重复建设，以钢厂为例，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却仍然有地方大上钢铁项目，不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就是为了GDP增长。中国的万元产值能耗是日本的六到七倍，是美国的四到五倍，这是计划经济弊端吗？

　　还有现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收入分配问题，很难说是计划经济的弊端。因此现在说改革的对象还是指向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判断简单化了。

　　这些年来，我们形成了唯GDP增长的增长主义体制机制，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的背景下，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

　　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地方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各种分散的市场主体，不想着怎样健全社会组织的自律维权和自协调机制，而是为了竞争，把各类组织都变成变相的经济组织，“党政工团齐动员”让他们去落实投资指标、招商引资指标，连民主党派也要落实分解的指标，实际形成了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体制。

　　南方日报：各级官员直接面对这么多市场主体，是不是也留下了权力寻租的可能？

　　宋晓梧：正是因为各级官员直接面对市场主体，权钱交易的空间可以说是无限大。如果各类市场主体联合起来成立协会、商会、公会、工会等与政府对话，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但寻租的空间就小很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进展迟缓。

　　从这个角度讲，我高度评价广东目前所进行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现在改革的方向指向什么？还说要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吗？中央的“十二五”规划说GDP增长7%，各省市区的规划是增长10.5%，比中央的高出50%，这还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吗？地方想办钢铁厂就办钢铁厂、想上化工厂就上化工厂。这么干，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有学者说现在的问题是计划经济的“块块分割”演变成了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

　　南方日报：一些人认为现行体制很好。

　　宋晓梧：谁愿意把现在的体制固化下去？还真不是主张搞计划经济的，而是那些搞钱权交易的，因为这种体制是最适于权钱通吃。调动一切因素把GDP搞上去，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特定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看来，逐步积累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中国如果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看就是这个陷阱。我们与拉美国家不太一样，虽然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但我们的最大问题还是体制固化。如果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即使加大民生投入，搞不好还是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

　　我想强调的是，解决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绝对不是把所有权力再集中到中央，而是要真正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地方政府不要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体，中央政府也不应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可以做的事。正是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发育起来，不同市场主体的自调整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中央放权后，地方政府不得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不管社会就乱了！因此不要一味指责地方官员，如果我去做地方官员，在现有体制下，也只能这么干。

　　区域协调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应当考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南方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随着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一些社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宋晓梧：这种论断仍然是以GDP为判断社会经济问题的基准，我觉得很不全面。这等于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问题一股脑儿都推到GDP身上。有人说，人均GDP1000美元就到了社会矛盾多发期，4000美元就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分析各国的体制有何不同，而是GDP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什么问题，好像只要大干快上，人均达到10000美元就天下太平了。美国早就超过10000美元了，还不是出问题？利比亚也超过10000美元了，按说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今又掉到哪个井里了？只要集中力量把GDP搞上去，其他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顺道就解决了，这种思路绝对不可取。

　　南方日报：怎么改变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

　　宋晓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还是应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轮协调驱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应强调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解决地方政府竞争问题。如果仍然以GDP或人均GDP为各省市区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那地方竞争的问题很难解决。我认为，应当考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指标大体相当，供水、供气、供电、供暖大体平衡，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设施基本具备，就可以认为区域发展水平大致协调了。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建立完善的面向全民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设施，是在发展过程中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普遍做法。我国由于前一阶段各地偏重总量GDP或人均GDP指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经过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

　　为此，我在全国政协与国务院的协商会上提了几点建议：一是加快财政支出制度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三是按照均等化的方向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制度，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四是着手研究逐步平衡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是切实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打破各类地方保护，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地自由流动，改革与完善财税制度和资源管理体制，加大中央与各地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对特别困难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

　　广东探索

　　农民工和社会组织改革

　　广东应该在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当前的突出问题上先行探索，作出新的贡献

　　南方日报：您对广东目前进行的改革有何建议？

　　宋晓梧：我充分肯定广东关于社会组织改革的经验。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年时，我曾经讲，新阶段深圳要保持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位置，要做什么？如果还是继续招商引资，继续发展来料加工，继续维持低劳动力成本的国际竞争，恐怕不行了。深圳，扩展到广东应该在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当前的突出问题上先行探索，作出新的贡献。一是像广东这样的农民工输入大省，要为农民工市民化作出探索和努力，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

　　二是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培育社会组织方面，广东应该作出积极探索和贡献，在此基础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三是广东省内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珠三角地区与北部等一些地区差距很大，下力气搞好省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对建设幸福广东具有重大作用，也对全国有示范作用。当然，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企业创新等方面广东都大有可为。但如果在三个方面都作出表率，对全国的示范意义最大。

　　◎有些改革，比如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不到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使我们的体制发生了扭曲

　　◎正是因为各级官员直接面对市场主体，权钱交易的空间可以说是无限大

　　◎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直到群体闹事，阻断交通，围困政府，上级才了解到

　　◎不要一味指责地方官员，如果我去做地方官员，在现有体制下，也只能这么干   

    ◎广东这样的农民工输入大省，要为农民工市民化作出探索和努力，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