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统计改革应建立有公信力体系

　　只有从制度上保障统计工作不受各方面干扰，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统计体系，才能增强国人对中国统计的信心

　　邓聿文

　　数据造假在统计中被诟病已久。对统计造假者而言，似乎并未将此看作是腐败，因为多数人所理解的腐败，是用公权力牟取利益的一种行为。而数据造假，不会对造假者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它不过是为使数据漂亮一点。

　　但如果我们不是机械地理解腐败的含义，数据造假又可称得上是腐败。因为统计数据是一切科学决策的基础，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无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还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都非常重要。数据造假或失真，会严重干扰经济的决策和运行，而一个基于错误数据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其所产生的危害或造成的损失，可能会超出一桩腐败案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害。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对数据造假所作的抨击。他直斥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某种意义讲，马建堂的“数据造假腐败论”提升了问题的程度，因为要彻底根治此种造假行为，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否则就不可能下决心治理。对统计造假打击不力，与没将其看作是腐败和犯罪行为有重要关联。有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曾尖锐地表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是‘水法’、‘豆腐法’。”在惩罚上规定得过于“弹性”，缺少刚性。统计法虽有“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对什么是“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法律本身并没有制定客观标准。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并未看到哪个官员因数字造假而获罪，这难免会对“潜在”的数据造假者产生弄虚作假的“激励”。

　　除此以外，统计数据造假泛滥也与统计体制和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后者当然是更本质的因素。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制容易诱发“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个讨论已有很多。从统计体制来看，统计机构的独立性和层级不够。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初以来对数据造假再三严厉表态，并进行相应的统计方式变革，如实行“企业一套表”制度等，但未能有效遏制这种腐败。据有关媒体调查，目前全国仍有不少市、县、区通过成立“统计改革小组”或印发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直报数据采取行政干预，甚至有地方政府正在运作与直报数据并行的另一套汇总数据，实施数据“双轨制”。鉴于此，要实现马建堂所言之“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 就不能仅仅在统计方式上做文章。统计虽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改进统计方法能够改善某些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切实改变现行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科学的政绩观。不过，具体到统计本身，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公正和科学的统计制度，是确保统计数据不失真的关键。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赋予统计工作更大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统计部门的干部任用和统计工作的保障条件如果都依赖地方，统计部门仅仅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要顶住地方政府对统计工作的干扰，是比较难的。必须加大统计系统的独立性，可如税务、审计系统一样，对统计实行垂直管理，增强其抗干扰能力。其次，增强统计的透明度，提高统计的专业性。也就是说，不仅各种统计结果要做到定期公布，包括统计方法的采用、数据的采样操作等在内的统计过程也要公之于众；统计机构也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统计上，而不是预测方面，以避免利益冲突。做到了过程透明，专业素养提高，数据的可靠性也就有了保证。

　　再次，适度向民间开放统计市场。统计并不是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是必须独家公布的垄断产品。民间也有能力推出具有社会可信度的统计数据。民间机构的竞争以及民间机构与官办机构的竞争，还会促使官方的统计机构努力改进统计质量。

　　最后，修改现行统计法。无论是统计机构的独立性，还是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都须有法律的保障。而现行统计法不适应的情况，需要进行大力度修改。

　　只有从制度上保障统计工作不受各方面干扰，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统计体系，才能增强国人对中国统计的信心，杜绝各种统计造假行为。对统计来说，改革宜早不宜迟。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