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斯宾塞：不应该保护国企不受市场竞争

　　迈克尔·斯宾塞 194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2001年，与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过去几年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频繁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他生活和熟悉的世界；另一个由新兴经济体组成，他着迷于那里的资源配置创新和革新，“像侦探一般”寻找着它们成长的奥秘。

　　2010年夏，在意大利海边小镇的酒吧里，他把自己4年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了新书——《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这位诺奖得主、现代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认为：自二战以来，两场平行而互相影响的“革命”在进行中：在西方，工业革命还在继续；在后一个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突然而迅速地扩张。一种收敛式的模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不对称”的世界

　　1972年，29岁的哈佛经济系学生斯宾塞困惑于一个现象——“市场上信息如此严重不对称和泛滥，为何市场仍能运行呢？”

　　在博士论文里，他以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面试者为研究对象，尝试找出市场上信息流动的规律，研究市场是如何达到均衡的。“我写下了一个模式。有30秒钟时间我突然开窍了，意识到什么是均衡理论，它的特性是什么。因为我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可以理解它们，我也发现了它与其他均衡理论不同之处。”

　　不知所云的昂贵广告，商家的降价行为，政府以衰退为代价承诺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这些年里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事件，都能运用斯宾塞的理论得到较为理想的解释和验证。

　　2001年10月的一个夜晚，斯宾塞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朋友兴奋地告诉他：皇家瑞典科学院秘书长正到处找他。当年，他和阿克尔洛夫、斯蒂格利茨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他们“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

　　斯坦福和哈佛的同事们一度担心他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学术以外的东西在“侵占”他的时间和精力。上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担任斯坦福科学和艺术学院院长、商学研究生院院长、名誉院长。他也是通用磨坊、耐克等多家上市公司和私人企业的董事。此外，他曾出任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决策研究理事会主席之职长达6年。

　　硅谷里流传一句话：“当斯宾塞说话的时候，整个硅谷在倾听。”

　　至少，妻子朱丽安娜不这么认为。如果她在闲聊中问他一个问题，两天后才可能得到回复。“不是我不在倾听，我是放下一切不停地写。我想这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常见的现象。”斯宾塞开始为自己辩解。

　　“所以我怎么做呢？如果迈克问我问题，我3天才回答他。” 朱丽安娜嘴角露出狡黠一笑：“这证明我比他聪明。”

　　平行世界

　　2005年，半退休的斯宾塞参加了世界银行一个旨在减贫的会议。

　　随后，他和几位友人牵头成立一个独立组织——“经济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委员会声称致力于“通过对过去15年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的学习，为他们的同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下一代的领导人提供有用的指导。”

　　一年间，该委员会聚拢了在各个新兴经济体中掌控经济金融命脉的一批权力人物，名单中有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印尼副总统、新加坡国务资政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吴作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

　　在各个新兴国家，斯宾塞兴致勃勃地观察所看到的一切，试图理解这背后的运行机制。“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并且向大家解读，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他尤为关注两个世界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传递，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过程，将之总结为它们赢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譬如，30年前，当邓小平认识到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他向世界银行寻求帮助”。

　　“学生们”搬用现代经济学模型和框架中如此“不完整”和“不完善”，让他惊诧。更令他惊诧的是，这群冒险家握着“一份残缺不全、有时互相矛盾的航海图”远航，居然能顺利抵达经济增长的“新大陆”。

　　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痴迷，让他看上去像个老派的“前经济学家”。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亲眼目睹人们为让后代拥有更多机遇而甘愿做出的“巨大牺牲”。在他看来，关于幸福和财富的主流价值观虽然在西方被挑战，“对穷人来说，额外增加的1000美元有可能使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包容性”的视角和立场，使他博得了那个世界的领袖们的重视。

　　在中国，斯宾塞成为中央高层聘请的国际专家团成员。最近一次的工作，是对“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汇总和评估。他也是总结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就中国经济的症结、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两个世界的“双赢”局面是否终结，本刊记者对斯宾塞进行了电邮采访。

　　人物周刊： 为何你如此看重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放下对GDP的执着，更多关注结构调整。此外，中国有可能保持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么？

　　斯宾塞：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增长，就谈不上减贫和扩大机会。但这不意味着越快越好。中国领导人现在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这是对的。为有效应对社会公平、环境和可持性发展方面的挑战，“十二五”计划明智地把增长目标降低到7%。

　　中国未来10到15年里，还能维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等国民收入到达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速度将放缓。工业化国家年增长保持在2.5%，社会各方面都运转得很好。所以增度放缓不可避免，但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年增长在6%到7%左右。

　　人物周刊：要维持这种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

　　斯宾塞：在经济增长中，中国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始于1978年的改革，首先就是允许市场和激励机制在经济中起作用，随之取得很大成果，最受益的是占主体的中国政府拥有的庞大资产，它有能力对教育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在这一方面，它比多数国家好。

　　公共投资还应该维持在高位，但应更多侧重在基础教育、知识和技术的投入。特别重要的，是要避免对低回报的公共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投资。低回报的投资短期内能增加总需求，但最终会失去动力，使增长放缓。

　　另外，要对金融领域进行体制改革，引入市场竞争，这能避免市场或垄断势力的滥用。政府还应允许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城市要成为主要的劳动市场，吸纳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富余劳动力。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是个好现象，这也会推动结构调整，升级到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国内经济和消费会大幅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汇率会继续被管制，但会升值，这也会有助于结构转型。这些政策相互作用，一起推动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中国政府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现阶段，民营经济应在经济中占有更大比例。

　　人物周刊：中国目前国有经济和私营的格局合理么？在为私人投资创造环境上，政府该做些什么？

　　斯宾塞：应该让民营企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占更大的比例。国有企业也要增长，但不必以现在这么快的速度。国企最需要的是良好的公司治理，并依据金融市场准则来进行投资。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应该分给大股东——政府，以此作为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不应该保护国有企业不受市场竞争。所以，引入全面的竞争机制现在是极重要的。

　　对民营企业而言，关键是要有融资途径。这要依靠金融行业的发展，对法律、法规进一步精细化，以支持行业发展。特别重要的，是确保新兴企业、中小型企业在融资上不受歧视。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表现赞誉有加。现在看来，这些刺激政策的不良后果已显现：通胀，仓促上马的“铁公基”存在着质量和安全隐患，银行呆坏账上升，更不用提其中的贪污腐败渎职。一些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反应过度，浪费了资源，也延误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你认为呢？

　　斯宾塞：危机面前，你不能奢望在一堆好选项中挑挑拣拣。应对危机会带来你不想有的负面后果。然而，多数批评者不能回答的是：置危机于不顾会不会更糟糕呢？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应对还是相当有效的：赊欠的大幅减少，政府在基础建设上投入更多。我相信这将保护中国经济避免其大幅下滑，并有助危机后的复苏。

　　我们所看到的调控后遗症有：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泡沫、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以及政府债务增加。这些都是可控的，也在被调回平衡状态。目前，政府债务不到GDP的50%，通胀也在回落。经常项目盈余也在降低。不良贷款可以像过去那样从银行剥离出来。中国有足够资源来做这些，也不会影响体制稳定。

　　人们现在担心改革放慢了速度，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结构转型。我并不怀疑这场危机会影响中国结构转型的节奏。现在似乎该重回这一议题。譬如，自危机爆发以来，汇率已连续18个月走平了。

　　人物周刊：你提到一个降低国民储蓄率的方案：国有企业向股东分红，作为大股东的政府把这笔分红用于减税、向公众提供更多社会服务和保险。作为国际专家，中国决策层是如何回应你的意见的？

　　斯宾塞：其实，当局者和“局外人”都很清楚：本国的储蓄和积累过高了，包括过高的外汇储备和购买低回报的发达国家主权债。

　　有许多降低过剩储蓄的办法，都应考虑并实施。从家庭层面，提供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政府可以从国有企业分红，并降低在那一块上低回报的投资。政府可以把盈余投入到减税、提供教育和卫生医疗的服务上去。

　　人物周刊：诺奖得主保罗·格鲁克曼在上世纪90年代曾质疑东亚模式，认为“东亚奇迹”不能长久，也不存在“东亚模式”。“中国奇迹”能持续么？或者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么？

　　斯宾塞：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持续”这二字。过去25年里，亚洲国家的年增长保持在7%甚至更高，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也是发展最快的。它们的增长模式有异有同：日本早年的高增长模型基于全球技术和市场、大规模投资，以及以出口为导向。全球范围看，目前只有5个国家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也许认同一点：亚洲的增长模式并没有明显的特殊性，只是基础模型里的变量有一些区别。 但我也认为：如果有开放的策略、能干的政府以及根据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势调整的灵活政策，经济增长能在相当长时期里持续。但是，这不会是永远的。

　　中国若能成功完成“中等收入转型”，会像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所经历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情况也更复杂，若能在资本、人力和经济的技术基础进一步深入，会产生更多来自内需扩大的经济增长。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后发劣势”？毕竟，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容易得多，并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长期来看，这会留下很多问题。中国的政治精英该如何主动做出选择？

　　斯宾塞：没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是那些还在抱着早年经济增长模式不放的国家。这行不通，增长模式不得不改变。人们有时候不愿意改变。如果这种情绪太强，老模式就会延续下去，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

　　譬如，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后，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中国的决策者也清楚这一点。这些行业最终将转移(可能是先到内陆地区)，被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所替代。这在中国沿海地区已发生。

　　最大错误是找到一个成功公式或模式，然后紧抱着不放。说到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人物周刊：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若迈入发达国家行业，对世界来说会是个灾难。中国如何一边追求自己经济发展，一边消除来自其他国家的怀疑呢？

　　斯宾塞：他们是这么认为，但那是错的。当经济陷入困境，人们习惯怪罪于外部因素，真正的问题在自己家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机会。他们只需要做出调整，并参与竞争。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确实面临重大挑战：现阶段，许多国家都有社会公平和就业问题；随着亚洲(东亚和南亚)的经济规模增大，能源和环境问题也会制约这些未来巨人(中、印)的经济增长。

　　我想我们开始看到新一轮持续性增长模式的开篇了。这会影响到人口统计特征，生活方式，城市和交通设计，能源利用或者商用、家庭住宅结构等等。这将涉及到教育、价值观、前瞻性的政策以及长线投入。

　　人物周刊：您描绘了一种超国家的组织以维持全球的高速经济增长，角色似乎超越目前的G20。考虑国家间的经济利益、政治和文化冲突，这会像《旧约》里的巴别塔一样不可能么？

　　斯宾塞：在社会稳定、公正和可持续性这些问题上，全球经济有可能变得很糟。市场、增长和创新则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软肋”，世界会动荡不安，曾带来诸多益处的全球化可能会支离破碎。我们应该预想到这种场景，将之转化为寻找合作型全球治理的动力。是的，我确实认为G20是一个逻辑起点，虽然它在这次危机中做得不够好。也许，在发达国家间(特别是欧洲国家)解决宏观失调和系统性风险上，它会做得好一些。

　　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有决心，并在文化、规模、治理以及发展阶段上有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