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性质与均衡化机制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始终存在并不断扩大的结构失衡问题一直制约着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当前经济平缓增长形势下，中央重申“调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么，所谓“调结构”调哪些结构？这些失衡的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原则下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结构的均衡化？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的主要表现，剖析其形成机制，探寻达到结构均衡化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经济 非均衡经济结构  形成机制  结构均衡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一直依赖于资本积累、人口红利和贸易部门的推动，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高速增长中结构失衡日积月累，经济波动大，增长透支未来，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非均衡结构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快速发展的主要症结之一，均衡化的“调结构”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分析非均衡结构的主要表现，它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均衡化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障碍或阻力？均衡化调整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和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

　　一、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的主要表现

　　(一)非均衡且长期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经济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明显落后；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各种资源在城乡间分配不平等，城乡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失衡结构中最具本源性、落差最大、失衡最长久的失衡状态。

　　如图1所示，作为反映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GDP比重/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非农类推)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城乡二元对比系数(该数值越小，说明二元性越大)自1978年来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鲜有超过0.15，最高值为1984年的0.141。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失衡，而且长期固化，城镇化并未带来二元结构的深刻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最突出的非均衡状态，它在经济体制、社会福利、人口就业、劳动保护、收入分配等一系列重要方面都体现出巨大的裂差，这一失衡结构还主导着其他经济结构的失衡。

　　(二)非均衡的“阶梯式”区域经济结构

　　区域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内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特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市场化差别等结构状态。目前，我国区域经济总体上呈现东部沿海较发达、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早中期、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梯度格局，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除了反映一定投资总量在地区间的分配存在问题外，还制约着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分布及社会公平问题。

表1 我国东、中、西部基本实力比较(单位：%)

地区	人口占全国比重	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	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	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
东部	35.86	58.30	52.64	89.57
中部	38.94	24.94	31.39	6.90
西部	25.18	16.75	15.95	3.50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有关数据计算

　　(三)轻视服务业的非均衡产业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主要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而轻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三大产业发展很不协调，如，农业基础长期薄弱，工业生产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占比偏低，尤其社会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

　　第二产业近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5%-50%的高位区间，而第三产业则为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低，吸纳的就业人数多，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在工业部门内部，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2010年我国工业产值构成中，重工业占比71%，轻工业仅为29%，轻重工业产值占比失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四)国民收入分配的双重非均衡格局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双重非均衡格局。从总体上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财政、企业收入与居民收入在分配结构和增长速度上都不合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通常是GDP的两倍以上，“十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同期GDP年均增长11.2%，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GDP增速的2/3左右。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低，政府和企业所得占比高，且没有收敛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国民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占比不断下降。在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三大部门中，1992-2008年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比重从66%下降到57%，再分配比重由68%下降到57%，呈双降趋势。

　　从居民收入内部结构看也呈现严重的非均衡状态，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倾向。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85:1，2010年达到3.45:1；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据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将突破0.55。不仅如此，在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也在提高，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897，据称是因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真实信息，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没有发布。对此，社会的质疑颇多，应该就现有数据进行公布，说明数据来源和构成，再根据有关情况进行调整或说明。

　　(五)过于倚重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非均衡增长动力结构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需求偏弱，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不高。我国人口众多，潜在消费能力很大，但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只能依靠外部需求消化。

　　1978-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占据主导地位。投资的贡献率最高，曾一度高达92.3%(2009年)，同时，投资贡献率在波动中处于强势地位；二是除个别年份特殊情况外，消费对GDP的拉动明显弱于投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多年来是下降的，到2010年下降到37.3%，主要是受投资的“挤出效应”所致；三是净出口对GDP的拉动较强，但近几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作用很不稳定， 2009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甚至降至-44.8%，而2010年达到7.9%，2011年又降至-5.8%。长期来看，要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但要保持出口态势的基本稳定，避免过分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六)倚重低成本要素的低附加值的非均衡贸易结构

　　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且这种贸易顺差是通过长期低价出让土地、压低劳动力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外资带来的结果。外贸结构的失衡首先表现在贸易大类失衡上，贸易大类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一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都超过一般贸易。而我国的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并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产品优势和销售渠道等核心要素都属于外资，由此带动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有限。

　　同时，外贸结构的失衡还表现在外贸产品结构失衡上。在中国的外贸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纺织服装等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与其他贸易大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外贸商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以及企业的研发、设计等核心竞争力差距较大。并且，一半以上产品来自于加工贸易型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

　　二、中国非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发展质量不高，相对总量问题，非均衡的经济结构是深层次的问题，长期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非均衡的经济结构问题相互胶结又环环相扣，比如城乡结构失衡既是产业结构失衡又是收入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收入结构的失衡又导致了消费结构的失衡等。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体制根源。

　　(一)非均衡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形成

　　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结构肇始于长期的非均衡战略。中国的经济建设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着以传统农业为主、可利用资本有限、技术落后、外汇稀缺、劳动力富余的现实状况。而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需要有大量长期的资本投资，要有能够从发达国家进口设备的外汇，要有充足的能源和原材料，当时情形下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去配置这些推动重工业发展的资源。于是，我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使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一是利用人为的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为重工业发展提供隐性补贴。通过低汇率促进出口创汇帮助重工业进口设备，通过廉价的资金、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降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尽一切可能保证重工业的资本积累和发展；二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为了保证有效地利用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政府要保持在资源配置上的影响力，即使是在实施市场化改革取向后，各级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也不曾减小。

　　(二)非均衡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

　　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两种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两大经济后果。

　　在非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下，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补贴工业的方式比较成功地动员了农业剩余，补充了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明显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大量农业剩余被强制性抽取，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被人为降低，限制了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抑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来看，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实现就业的能力较弱，在重工业部门，等量资本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比轻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要少。重工业优先增长对资本形成的过度占用，也制约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这些产业承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能力。所以，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资本从农业部门大量流出的同时，却不能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

　　从劳动力流动机制来看，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当工业部门收入高于农业部门时，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一方面可以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品，缩小两类部门收入差距，促使二元经济结构均衡化。但是，传统体制用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工业扩张不能有效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为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沉积在农业部门，二元经济结构无法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均衡化。

　　在各地积极推进城市化的今天，现行的城市化政策简单地等同于农民进城，只注重外延的扩张，不注重城市化内涵的提高。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没有实现协调发展，广大农村继续被割裂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在非均衡的产业结构状态下，政府优先发展的工业长期享受低利率、低汇率、低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低能源价格，这意味着其他部门在对这些优先发展的部门进行补贴，极大地抑制了其他部门的资本积累和均衡发展。加之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较大，延缓了要素市场价格形成体系的改革，价格杠杆无法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均衡中发挥作用。比如，汇率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使得传统的低端出口行业还愿意继续生存下去；煤、电、油等能源至今尚未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使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倒逼机制无法形成；人力成本过低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够，无法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在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今天还面临新的困境，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破旧立新，落后产业的淘汰往往面临失业人员如何再就业的难题，新兴产业比重的提升也非朝夕可至。落后产业与新兴产业的交替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经济增长的“空档期”，如若调整不顺，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砸坑”的状况。全国各地在重经济增长速度轻增长质量的情况下，究竟愿意承受多大痛苦和风险来推进产业升级还值得疑虑。

　　(三)非均衡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

　　前文分析，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两个方面的非均衡问题：一个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这是收入分配在总量上的非均衡；另一个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收入分配结构内部的非均衡。

　　对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初次分配中占有天然优势。政府收入增长可以与国内生产增长保持同步，甚至超出国内生产增长。如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以远超经济增速的幅度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达到20%多。政府占比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劳动力市场上，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传统优势行业可以按需慢慢吸纳剩余劳动力，使得劳动力价格难以大幅提高；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资金成本，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能力显著提高，使得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

　　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过0.5。城乡、区域、群体、行业的发展不平衡，固化乃至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一些垄断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本行业的高福利。与垄断性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经济发展艰难，民营经济解决了90%多的就业，但却由于生存空间狭窄、税收较重、商务成本攀升，加之竞争激烈，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增长机制。

　　同时，在二次分配中政府没有很好地发挥促进公平的作用。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比重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这些都弱化了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四)非均衡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形成

　　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业绩衡量中始终是重要指标。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中，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使社会的边际消费能力下降。同时，居民较高的支出预期也影响着消费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太窄、给付水平过低，加之近年来相继实施的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增大了居民的预期支出，助长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从投资需求看，私人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私人投资效率高，能有效促进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但是，来自私人部门的资本往往得不到平等准入的公平待遇。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自然成为投资的有力推动主体，而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上，相比私人部门投资，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近几年组建的各类投融资平台，在促进地方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失衡和风险隐患加大的问题。

　　从出口需求看，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更是体验到了这种出口导向战略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大动力。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50.1%，出口依存度也达到了26.1%，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可见一斑。

　　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高消耗、高排放形成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对出口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符合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政府角度来看，由于过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和就业的稳定，在消费不力的情形下，没有动力去改变这种出口依赖局面，甚至在资源和政策上更加向出口部门倾斜。从出口部门角度来看，不少企业长期享受显性和隐性的补贴，显性的包括通过有利于出口企业的汇率安排，对出口企业在税收、政策性资金上进行扶持等；隐性的包括城乡二元体制为低端的出口加工行业提供了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对环境造成负的外部效应而无需支付任何成本等。大量低端出口行业丧失了向出口产品产业链上端延伸的动力。

　　目前这种过于依赖出口、投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模式，反过来又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制约着居民消费的扩大，让政府更加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来“保增长”，形成了经济增长的非良性循环。

　　(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非均衡格局的形成

　　中国存在着经济建设较快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不对称格局，忽视了社会民众福祉的提高。在唯GDP论的指引下，紧紧围绕增长和效率这条主线，有些地方认为把资源投向民生并不直接产生效益，转而投向能直接带来更高增长速度的生产建设领域，并通过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为这种增长提供资源保证。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让政府在不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上缺位，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上财政性资金投入不足；在可以通过市场为民众提供更好服务的领域，改革尚不到位。此外，在现行税收制度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称等，这使得一些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实现经济结构均衡化的基本原则

　　不可否认，经济结构均衡化总体上是长期的艰巨的工程，有些结构问题可以在中短期内解决，但更多问题则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解决。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均衡化必须通过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城乡整个经济社会体制(包括城乡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才能得以实现。从近几年结构调整的实践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虽有一定进展但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经济结构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背后关系到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直接影响到相关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在结构均衡化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障碍。

　　要克服地方利益对结构均衡化的抵触和掣肘倾向。结构均衡化的过程不会是平坦的，在执行中必然会遭遇阻力。毫无疑问，中央政府“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始终是均衡化的最大推动力。只有推动改革、实现均衡化、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中央政府改革的决心，却可能在地方经济层面遇到某些阻碍。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受任期和考核的影响，也为了保持当地社会稳定和充分就业，只有追求GDP增长才能在政绩上迅速见效，沿着固有的非均衡发展套路，发展加工工业，发展资本密集型项目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而调整结构却是矛盾重重，短期内还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况且政绩考核中也没有结构均衡化的硬指标。更有甚者，在追求政绩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成某种无形的利益同盟，以强调地方的特殊性，同国家宏观调控博弈。这一博弈近几年在房地产调控上得到明显表现，中央一再重申加强房地产调控、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依赖下，以“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有害、过快下跌也有风险”为借口，不乏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措施，实际上是默许房地产价格的高位运行。

　　要克服垄断部门和既得利益者对结构均衡化的利益调整的抵触和掣肘倾向。一些垄断性行业、垄断性企业长期得益于非市场化、非均衡化的政策保护，实际上是以牺牲民营经济的利益为代价来对这些企业予以扶持，金融部门也倾向于支持有政府背景的重大项目，往往形成“政府—金融部门—国有企业”的三位一体。以均衡化为导向的结构调整，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垄断利益分配格局，从垄断部门那里分割利益。在地方经济中，一些大型垄断企业在政治权力中也具有无形的力量，对于决策层有着看不见的影响力。垄断企业的资产迅速扩张、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并深化，垄断企业“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治理结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均衡化的障碍。

　　走向均衡化的经济结构虽然要克服重重障碍，但均衡化趋势是大势所趋。就当前来看，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过程可以先易后难、由治标到治本逐步深入解决。 

　　一是要在坚持“稳中求进”的方针下对货币政策适时进行预调微调。有人认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由于价格以及某些既得利益关系具有某种刚性，“补短”比“截长”要容易推行些。因此，经济结构的均衡化更大程度上要由弥补和促进“短板”来完成。这就需要在总量上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需要货币政策相对的稳健乃至适度宽松。经济增长目标预设在7.5%，当前通货膨胀预期不是很突出，为货币政策调控留下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2011年底以来央行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存款准备金率仍然过高，预期今年仍有3-4次下调的机会。稳健加适度宽松微调，将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的货币环境，也将有利于结构均衡化的实现。

　　二是要强化财政政策在结构均衡化中的作用。结构均衡化仅仅倚重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货币政策作用偏重于总量，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所以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我国财政逆周期、调结构的干预能力较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是实施均衡化战略的主导力量。2012年拟安排财政赤字8000亿元，其中代发地方债2500亿元；财政支出预算有14.1%的增幅，也高于2011年11.9%的安排。上次刺激计划主要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等建设项目，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根据结构调整要求重新审视投资方向，要更多地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村水利建设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资源要素财税补贴的改革，以及重点实施结构性减税。通过这些方面的财政调整来充实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均衡。长期看，财政要逐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转型为主要为社会(包括城市和农村)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三是必须实施均衡化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结构均衡化仅仅倚重宏观调控政策是不够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短期的需求调节政策。实现经济结构均衡化协调发展，必须调整和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要转而实施以均衡化为目标取向的产业政策。当然，产业政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要通过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找到有效的结构调整手段。择其要者有：坚持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兼并重组，注重增强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重点能源基地建设，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发展现代服务业，营造良好政策体制环境；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行业准入标准，等等。

　　四是稳步推进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说，结构均衡化仅仅倚重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仍然是不够的。实现结构均衡化关键是经济的自主增长，依靠经济自主增长实现结构合理与均衡。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从政策刺激到促进自主增长的转变。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中期之前有它存在的必然和合理之处，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长期依靠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难以有效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政府主导经济的角色需要转换，方向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实践表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结构均衡化的有效手段。它能够较好地保证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流向较高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凡是市场能够办到的要让市场去办，无需政府越俎代庖；市场办不到或办不好的事情再由政府去办，这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根本性原则。

　　中国深层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还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均衡化还需要对农村和城镇建设有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规划。

　　四、结构均衡化的配套性机制建设

　　要实现经济结构均衡化的调整目标，除了直接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推动外，还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性支持措施，塑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加强基础性的软设施建设。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其间接管理经济和服务经济社会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在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过分干预经济容易造成结构扭曲。政府应当逐步弱化直接干预的力度，而应致力于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在确保机会平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应主要致力于提供和管理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探索和建立政府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改善和加强公共服务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这些职能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而当前税收分配中地方比重较低，为此，需要实现事权与财力的适当匹配。要改革和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制度和问责制度，引导地方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并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二是强化竞争机制，让企业成为推动创新和结构均衡化的微观主体。说到底，结构的均衡化必须靠市场机制来完成和检验，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经济格局中，垄断部门的长期存在对公平竞争、效率提高、服务改善和创新进步是一种阻碍。要消除各种垄断格局，鼓励竞争，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从中长期看，要使国有企业从大部分经营性领域中退出，只在少部分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行业内保留经营职能，同时要对这部分国有企业加强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其更有效率。要消除进入的体制约束，确保市场竞争环境的平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得资源、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平等，鼓励企业之间，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通过市场竞争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合理。国务院近期强调逐步打破垄断，提出铁路、金融、航空、电信等行业逐步对民营企业开放。这充分显示了政府深化改革、推进结构均衡化的决心。

　　三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结构均衡化的过程并不是在原有技术条件下的均衡，而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新的均衡。必须全面推进技术进步、管理创新，提高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和创新驱动。为此，一是致力于培育和发展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要高度注重消化吸收，增加对后者的资金投入。二是持续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以上，我国则低于该数值，在研发投入上亟需加强。三是提供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产权保护体系。

　　四是推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改革开放30年来，基本实现了产品的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上仍然存在着较多的扭曲。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环境等方面，要素成本被低估，形成类似于隐含的补贴，以牺牲要素所有者利益为代价，增加了工业企业、尤其是一些资源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要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要促进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促进自觉节约能源，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使利率和汇率能够体现资金的真实供求关系，要破除金融垄断，在国家政策的规范下以市场力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最有效、最有活力的经济领域，以金融支持经济结构的均衡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结构的均衡化步履维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结构均衡化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主题，路漫漫修远而崎岖，一个发展较快、体制优良、结构均衡的和谐经济模式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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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课题组成员：王辰、王璞、胡妍斌、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