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强行拿地盖豪宅不是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把老乡的地强行拿过来盖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结构，让原来处在低收入当中的广大人口转成高收入，创造下一个经济时代发展速度

　　编者按：

　　5月26日，在“2012(第四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等内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周其仁观点摘录。

　　周其仁：

　　谢谢论坛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是“寻找新动力，发现新机会。”要理解这个新的动力和新的机会，我们要对现有的经济格局和现有经济格局的动力和机会做一点讨论。

　　现有的经济格局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一个世界，两个海平面”。高的“海平面”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低的“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从互相很少来往，变成开放和全方位的来往，这件事情中国是领头的。两个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经济体开始有了来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一个变化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大量的向新兴市场国家投入，这也是中国开放的时候预想到的一个变化，因为当时中国决心开放就是看到我们的底子薄，如果我们不开放，完全靠自己，经济增长会非常慢。但是开放以后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变化，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就是低海平面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有大量的产出品向发达国家输出，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这样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流，释放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从开放初期差不多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上升到差不多20%。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的大发展时代，这也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时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伟大的机会。

　　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全球的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美国这个当代最强大的工业国从1994年以后，贸易就开始出现逆差，最高的年份逆差占第一大经济体的7%—8%；中国的顺差节节升高，最高的年份占中国GDP的12%，这对全球的经济平衡带来了挑战。

　　所以IMF总裁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失衡的看法，他们担心一些国家累积巨额的顺差，一些国家有那么多的逆差，会导致全球贸易方面发生重大问题。这里面要理解，中国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以前是10亿人口，(其中有)8亿农民，迅速变成有众多制造产业发展、众多制造产品出口的国家。一般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因为根据2002年美国一个经济小组的调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美国是21.11美元，中国是64美分，平均算下来，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工成本的3%，所以认为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时代成就的看法非常流行。

　　我对这种看法一直有异议。因为如果再往前看，从2002年再往前推10年、2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更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不高，但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产品出口。我认为仅仅用廉价劳动力理解中国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优势、动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出口优势我认为是综合的成本优势。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所以我们的要素价格长期非常低，这也是另外一种表达。收入低就是成本低，但是光靠这个因素不能成就世界工厂，中国能把要素组织成产品要经过一套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很便宜，但是我们的体制很贵，贵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把经济组织的成本显著降低了，这个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经济就开始发力。

　　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肯学习。中国人是肯学习的，我们为教育、为技能再度学习，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最后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而开放又降低了学习世界最先进经验的成本。

　　所以，中国在全球崛起、改变世界格局、导致全球新的不平衡当中，因素来自于综合成本，不是单一的一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历发生了改革，世界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开始累计越来越大的顺差，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吸引了全球的直接外资投资，这个量流入了中国，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就必须去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我们和印度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购买美元资产，就导致美国的负债大幅度提升，很多资金转了一圈又流回美国，导致美国利息非常低，投资消费非常旺，又开始支持它的逆差，通过赚很多钱买全球提供的产品。

　　虽然IMF很早以前就警告这里面有某种不平衡，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带来风险，但是直到2007年预言的危险一直没有出现。它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出乎意料的发生在美国的核心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金融业、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偏多，是美国发出的美元经过全球又流回到美国，过量的资源除了带来经济的繁荣，也带来金融上的风险，所以从次贷危机引发了整个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有成就，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得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物价，一定会对我们的广泛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发生突变性的影响。

　　巨大的顺差、外资、热钱进入中国会影响基础货币，当某些资产不足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很高，这个背后就是我刚才讲的全球运动，国内的货币运动带来的必然现象。所以，我们的资产价格、土地价格、房产价格有了很高的增长速度，这些也给我们埋下债务危机的基础，因为前段发展的太多，流动性太充分，资产价格连续往上涨。

　　应对资产负债危机非常重要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稳住，如果经济大幅度下去就不好了，同时要好好的消化、化解经济高增长时期的债务。所以，欧债危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从危机到政府救市，到政府过量的负债，到市场开始怀疑政府的还债能力，是一环紧扣一环的，而欧债危机会让大量的资本回流还债，这在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已经看到。

　　所以，经济不调整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未来，宏观上看，中国是不缺手段的，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做了预先的调整，如果让这个量里头重要的一块进行结构性理顺，用来进行政策上的调整或者刺激措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我不认为中国的宏观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在微观上。因为无论地区、行业、家庭、公司，在过去的高增长当中都有偏高的负债，去看看中国的电力行业，我们的铁路部门，整个系统的负债率都非常高。我们再看地方平台，平台的负债量也非常大。我们再看我们的公司，无论是国营公司还是民营公司，因为在通胀较高、增值利率甚至为负的情况下，都(出现了)负债。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走势开始发生变化，债务势头有可能今明两年对我们的一些行业、地区和公司带来严重挑战。

　　我们的城市化这匹“马”太小，拉不动工业化这辆“车”，因为工业产品要经过物流、商业、服务才能变成最终消费品。中国的工业比例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利用世界的服务力量，把中国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场，这个架构支持了中国过去的繁荣。但是，当世界市场低迷、需求收缩、收紧，复苏步伐缓慢的时候，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带来了问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相对发展不足。

　　我们缺足够的服务业、商业来引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未来的机会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市场低迷，但是不意味着全球贸易就没有机会。中国有一个向发达国家以外的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要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也要通过把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做法。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对内，因为我们辛辛苦苦的(把)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我们最终还要服务于国内，造福于本国人民，这里头要调中国的收入结构，要扩大居民板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同时，中国居民已经获得的收入当中，还有很大一块没有实现为市场，没有构成现实的购买力。我们的商业、服务业、城市发展远远不足，到了今天的发展水平，工业品不能在街上卖出去，要和服务结合起来变成最终消费。而我们现有的政策、税收令商业服务业不堪重负，这个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当中调整过来，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是把老乡的地强行拿过来盖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结构，让原来处在低收入当中的广大人口转成高收入，转的过程当中增加供给，也增加需求，这样来消化工业品，创造下一个经济时代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