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政府应在稳增长同时调结构

　　2012年4月份，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明显恶化。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的增长动力同时衰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15.2%下滑至14.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20.9%下降至20.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23.5%下滑至18.7%；出口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8.9%进一步下降至4.9%。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今年2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可能在1季度8.1%的基础上下滑至7.8%左右。

　　总需求的疲软也反映在物价指数的下滑上：CPI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3.6%降至3.4%，PPI同比增速更是出现了连续两个月份的负增长(由-0.3%降至-0.7%)。与此同时，与3月份相比，4月份的M0、M1、M2同比增速均出现下滑，人民币新增贷款则由3月份的10112亿元骤降至4月份的6818亿元。货币信贷增速的下降主要反映了企业融资需求的下降。尽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PMI指数从2011年12月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并不断增长，但更多反映中小民营企业的汇丰PMI指数迄今为止已经连续6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3月份的11.9%下降至9.3%。不出意外，4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将会维持今年1-3月的负增长。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国际风险，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概率近期显著增大。2012年6月17日希腊将举行大选，如果反对国际援助与财政紧缩的左翼政党Syriza上台，而欧盟、欧洲央行与IMF这“三驾马车”拒绝在财政紧缩上作出让步的话，则希腊可能选择全面债务违约与退出欧元区。债务违约与退出欧元区不仅会给希腊经济与希腊国债的持有者造成沉重打击，也会导致金融市场对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与意大利的疑虑情绪上升，造成债务危机继续深化。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不仅将把欧元区拉入衰退，就连美国经济复苏的“绿芽”也可能被扼杀。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与发达经济增速下滑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多方面的。首先，外部需求的萎缩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速继续下滑；其次，经济陷入衰退将导致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倾向增强，中国出口将面临更严重的贸易摩擦；再次，中国可能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出的局面。中国的月度外汇占款增量继2011年第4季度之后，在2012年4月再次出现负增长。外汇占款增量的下降将导致中国国内流动性供给偏紧，如果中国央行不采取有效措施补充流动性的话，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内的消费与投资。

　　在国际经济环境明显恶化与国内总需求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正在改变宏观政策的基调。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奠定的基调还是“稳中求进，统筹处理速度、结构与物价关系”。而5月18日至20日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调研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积极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这一表态被市场解读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会明显放松的一个信号。

　　从货币政策来看，继续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将是中国央行下一阶段的主要工具。继2011年12月与2012年2月之后，2012年5月12日，央行宣布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此次下调之后，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分别为20%与16.5%，仍有较大的下调空间。由于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与CPI同比增速相差无几，预计央行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概率不大。 虽然PPT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显著上升，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央行非对称性地下调基准贷款利率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继今年春节以来，央行在5月份连续两周进行了规模合计89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如果外汇占款增量持续走低，那么逆回购操作可能成为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另一常用工具。

　　然而，仅仅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因为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工具难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而且在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可以用M2/GDP比率来衡量)与金融抑制程度(可以用负实际存款利率的持续时间来衡量)都很高、地方政府存在巨大或有负债的情况下，继续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注入巨额信贷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要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财政政策应该在本轮的宏观经济应对中扮演更为积极与重要的角色。

　　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推行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除了明显降低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之外，还应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该进一步提高。此外，应该效仿国际惯例，允许家庭在贷款买房时的利息支出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抵扣。

　　其次，中央政府应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应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之前提出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除对保障性住房项目提供财政资金与银行贷款支持之外，中央政府应该将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列入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

　　再次，中国政府应该把更大比例的支出由投资转向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网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支出结构的转型有助于降低中国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提高居民消费率。特别重要的事，中国政府应要求国有企业加大分红比率，将国有企业分红以透明方式注入中国居民的社保账户，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除上述财政政策外，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也有赖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加快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扩大温州金融试点范围)，为中小民营企业拓展更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真正降低若干服务业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铁路、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建设中来。

　　最后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中国政府不应该因为要稳增长，就显著放松甚至结束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如果这样，中国的房价可能重演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的全面反弹，这不仅会导致过去的调控成果功亏一篑，甚至可能影响中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最近，地方政府正在放松房地产调控方面蠢蠢欲动，部分城市房地产成交量与价格已经显著反弹，这一现象应该值得高度警惕。相比资产价格泡沫下的高增长，我们宁愿选择更加健康与平稳的中速增长。

　　作者：张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