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根生：烟草业靠什么干扰控烟　　

　　■ 刘根生

　　5月31日是第25个“世界无烟日”，也是我国控烟第9个年头。但控烟成效，十分有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坦言，控烟9年来，中国吸烟率仍居高不下，中国烟草消费量未减反增。目前，中国有3.2亿烟民，占全球的1/3；约7.4亿人饱受二手烟危害。

　　中国控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报告称，控烟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烟草企业的强力干扰。比如在政策层面，淡化《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法律约束力，竭力阻挠提高烟草税和价格，阻止执行“健康警示图形上烟包”政策；在“科学策略”上，用模糊词语来降低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警惕，研发所谓“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卷烟；利用变相广告等手段，促进烟草消费，拉拢青少年亲近烟草。故而今年“无烟日”的主题便是：“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

　　据报道，中国烟企平均日赚3.2亿元。在如此高额利润之下，烟草业千方百计阻碍国家控烟进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控烟问题上，光靠“警惕烟草业干扰”，也很难有多少实效。比“警惕”更紧要的，还是得切实把控烟上升为“国家大事”。

　　2008年4月，日本政府以法规形式，强制地方和企业定期量度40至74岁人士腰围，要求40至74岁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厘米，女性不可超过 90厘米。减肥在日本上升为“国家大事”，是因肥胖导致各种疾病，大大增加了国家医疗开支，更影响到国民整体健康质量和国民素质竞争力。这启示我们，立法强度和执法力度，直接取决于认识深度。把健康问题视为“国家大事”，才能依法强制性把好事干成。

　　烟害比起肥胖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控烟更是“国家大事”。问题是，有多少人将控烟视为“国家大事”？真要把这当“国家大事”来办，烟草业干扰再大，恐怕也难有大作用。怕就怕“利润至上”，而不是“生命健康至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烟草业销售收入超过万亿元，实现利税7529亿元。这个收入确实不小，但烟草业利润根本弥补不了因吸烟而带来的健康损害成本。真视“生命健康也是硬道理”，就能排除烟草业干扰强力推进各项控烟举措。提高烟草税和价格能控烟，那就赶快去做；法规缺少操作性造成控烟难，那就赶快完善法规；政企不分造成监管不力，那就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弊端……总之，有什么“干扰”，就排除什么“干扰”。这是考验执政能力有多强，更是考验执政为民意识有多强，交出合格答卷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