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经济下行与民工荒现象何以并存

　　李迅雷

　　中国GDP增速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逐级回落态势。但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没有出现2008年农民工因失业而大量返乡的现象，反而还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受失业困扰的年份均发生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为何这次却出现反常现象呢？

　　上一轮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发生在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中国出口负增长，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关闭，农民工被迫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报告，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这应该是2009年国家启动“4万亿”巨额投资的诱因之一，因为失业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若观察出口依存度，即外贸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发现1985年该指标只有9%，而到2000年则超过20%，其峰值出现在2007年，达到37.1%，说明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前夕，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也达到了最高峰。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来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一旦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逆转，国内经济和就业就会发生剧变。

　　然而，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开始明显下降，2009年降至24%，2011年也只是小幅回升至26%，较2007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当然与中国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应对次贷危机有关，但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有明显回落，可出口增长率却难以重回2007年以前的水平了。从全球贸易大国贸易份额的变化看，如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在本国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0%~12%之后，便不再上升。而中国2009年的出口份额已居全球第一，至今连续3年占比在10%以上，故中国再要通过外需来维持高增长已不现实，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生增长型经济成为必然。

　　尽管早在1995年中国政府已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但实际进展较慢，近年来则明显加快了步伐。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向和结构也同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减少，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增加。二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有所放慢，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呈现中年化倾向。

　　三是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增大，过去10年中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用人需求比重从25.7%提升至39.3%，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则从72.5%下降至58.9%，下降13.6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明显放慢，2011年为828万人，较过去10年明显放慢，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就日常所见而言，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以老年人为主，所谓2010年2.79亿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一种解释就是，近2.8亿第一产业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完全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同时还兼着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业的劳动。因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可能有误，一个只占GDP10%左右的第一产业不应该占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第二产业的1/6。

　　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大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2010年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41% 。在美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专职劳动力大约只有200多万人，虽然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高是农业劳动力少的原因，但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故大致推断，专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不会超过公布数据的一半，即1.4亿。如果依据这样的推算，则容易解释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原因，故今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也会比较有限。

　　再从人口的教育结构看，2000~2010年中国新增人口7348万，但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增加将近7200万，与新增人口基本接近。也就是说，中国过去10年新增人口都成了大学生，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大学生规模膨胀的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的比重就相应下降，这也是导致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导致高学历人口比例超常规增加，故今后民工荒或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如今，中国还在演绎着民工荒，或许今后几年也将延续这一现象。对于未来中国可能遭遇的失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原文发表于《新财富》2012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