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延迟退休有依据 延迟改革无道理

　　延迟退休有依据 延迟改革无道

　　法定退休年龄仅仅是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一个参数，延迟也仅为一个抓手，要真正解决制度掩藏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则需要决策层痛下决心，早日绸缪，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

　　6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一则极其简短的消息，引发一场关于该不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大讨论。

　　这样的讨论似曾相识。2005年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研究，从2008年开始类似的争论便以两年一次的频率见诸媒体。利益攸关各方众说纷纭，最终总会以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做出“目前不会调整”的回应而告终。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规——《劳动保险条例》，《条例》规定职工退休条件为男职工年满60周岁，一般工龄25年，女工人年满50周岁，一般工龄20年；从事井下、高空、高温及有害健康工作的劳动者退休年龄提前5年。该政策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从未更改。

　　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严重过低。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延迟退休年龄乃大势所趋。但鉴于行业和地区差异性大的特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应适度，且兼顾特殊行业群体利益。

　　适时调整退休年龄，亦是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金支付压力剧增的现实。因为忌讳社会争论而因噎废食，放弃寻求共识的机会，并非上策。

　　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的现状，或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政府被动延迟退休年龄，否则，财政将面临更大的补贴压力，继而成为地方政府新的债务账单。

　　有关部门测算，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有2.9亿人，劳动人口约有8.1亿人，减去接受高等教育、失业和低收入劳动人口，将出现不足2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加速引发部分省份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下掩盖的财务风险将会放大。

　　解决养老金缺口，无外乎在制度内调整参数，制度外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有股份划拨或减持。其中调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数，主要指延迟退休年龄、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下调替代率意味着参保人福利降低，上调缴费率意味着企业负担加重，调整空间有限，延迟退休年龄因此被寄予厚望，屡屡推至前台。按照中国社科院专家郑秉文测算，延迟退休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因此，决策层当适时、适度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不搞“一刀切”、小步渐进推行是可行务实之举。需要注意的是，一要兼顾那些劳动强度大或就业困难的普通劳动群体的利益诉求；二要研判对年轻人的就业冲击，同时要拿捏调整时机，避免在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时推行，平衡养老和就业矛盾的“弹性退休”值得借鉴。

　　延迟退休年龄消息，是对民意的试探，惊人相似的是，历次试探皆因有反对声而告终，更为深入、理性的调整方案从未出台。我们期望在一轮轮的争论和回应之后，决策层能正视存在的问题，早日规划、出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举措，以统筹解决以下不容拖延的问题：

　　其一，提前退休现象大量存在，或少部分参保人有愿意早退休早领养老金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缴费与未来待遇水平关联度不高，产生了“吃大锅饭”者受益的负激励效应，因此建立缴费与待遇水平间的激励约束机制迫在眉睫。

　　其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需缴纳养老费用，退休后待遇水平远远超出个人缴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引发社会不满，此次延迟退休年龄提议即被指责为公务员将成最大受益群体。由于机关事业养老金发放、管理主要由原单位承担，各单位成立了专职的退休人员管理部门，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双轨制”阻碍了企业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间的自由流动。

　　其三，基础养老金统筹层次低，地区分割严重，无法实现统一管理，资金无法统一调配，目前养老金结余情况地区严重失衡，部分省份养老金财务风险突出。同时，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差距巨大，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待遇水平过低，农民尚未真正实现社会养老。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账结合”模式已经偏离最初的政策设计，“部分积累制”已名存实亡。由于统筹账户赤字，各地不得不将个人账户中自己借出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如何做实依然是个艰巨任务。

　　法定退休年龄仅仅是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一个参数，延迟也仅为一个抓手，要真正解决制度掩藏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则需要决策层痛下决心，早日绸缪，出台一揽子改革方案。

　　【作者：《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