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推广汽车限购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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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商报消息 6月30日晚，广州突然出台对于中小客车的限购令。限购令让许多计划近期购买相应车辆的市民措手不及，广州城出现了市民闻讯出门购车、4S店员工通宵加班卖车的场景。有不少市民质疑，为何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未举行相关的听证会。

　　一夜之间，中小客车限购令“空降”广州。“为改善和保护大气环境质量，实现中小客车数量合理、有序增长，落实公交优先战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广州官方出具的限购理由与此前上海、北京、贵阳的限购初衷并无二致，都是以行政命令，从控制中小客车的数量入手，解决城市拥堵问题。

　　要考量上述限购令的出台是否合理，至少有两点可以观察。一是政策的决策程序是否恰当。事实上，对于限购令出台的“雷厉风行”，已经有舆论质疑，是否是出于对各种可能的干扰力量的规避？不管是否如公众猜想，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公共政策出台的程序合法性的伤害。

　　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前，制定者当首先对于政策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预判，即要兼顾各种政策主体的利益平衡。那么，在中小客车限购令中，直接的利益触及当有市民、汽车生产商和销售商。很显然，在连听证会都没有的情况下，这种为平衡各方利益需要的公共讨论和博弈过程是不存在的。由此引发各方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就广州的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说限购令确是解决交通拥堵的无奈选择，那么在程序上，以下几方面仍需解决：

　　有专业人士预测，实施限购令之后，广州的汽车上牌量一年将减少10万辆以上，仅车辆购置税这一项，损失就达10亿。这种税费减少是否对财政造成影响，反过来又是否会导致公共财政投入的减少？据北京等地的经验，为保证限购令初衷的实现，其往往有必要附带对外地车辆的限行措施，在目前广州和省内其他城市实行年票互认互免的情况下，限行政策是否会伤及这一部分购买年票的车主的利益？实行限购令后，怎样保障汽车牌照发放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组织利益方通过讨论或听证会的形式给予公众明确的答复，从而释放舆论的质疑。

　　再就是限购令的目的。至少从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实施效果来看，恐怕并不能让人乐观。毕竟，其始终无法规避的一个软肋是，在现有路网一定的情况下，它只是推延了汽车的增长速度，而非从根本上缓解拥堵压力。从国外的成功经验来看，通过税费杠杆，实现限行不限量，效果或许更明显。如提高拥堵地区的通行成本，设置拥堵费，提高停车费都是应对之策。此外，城市的交通布局是否合理，更是从根本上关系到一个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转与否。所以，与实现限购令相对应的，政府在缓解拥堵现象方面，是否还有其他配套措施？

　　对于限购令，一种最为乐观的期待是，能为政府改善交通环境赢得时间差。是的，没有人会反对治堵，但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前，如果缺乏必要的利益博弈，它的目的正义的实现都必然打上疑问号。更为深远的忧虑在于，作为一项刚性措施，愈渐流行的限购令，让人隐约感觉到行政扩权的冲动，而非综合使用市场手段去引导化解决。如果依靠行政命令推行的限购令措施不能解决上述程序性问题，我们以为，如此仓促的限购，不妨谨慎出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