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中国经济

　　《投资者报》记者 潘颖

　　175

　　2011-9-19

　　经济“软着陆”能否令中国摆脱“4万亿”的刺激躁动，在千呼万唤的经济转型中修成正果？或许A股市场的寥落给出了投资者的答案。

　　当前，经济降温已是事实，在发达经济体滚涌而来的阵阵寒流中，中国决策层镇静观望，并未急于在总量层面上实行放松的政策立场，暗示了官方对宏观经济能够避免“硬着陆”的信心。

　　但是，市场是迷茫的，即便“软着陆”成真之后，经济将在何处再次寻找前行的大道？“十二五”规划给出了方向，却给不了市场信心。

　　市场不相信同步数据

　　在经历了自7月下旬上证指数从2800点展开的下跌后，一个多月以来，无论什么利好，市场总难用持续性反弹作为回应，反而对“坏消息”格外敏感。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紧缩的“头号敌人”CPI已开始回落，PPI亦有回调，前者从7月的6.5%下调到6.2%，后者从7.5%回落到7.3%，加强了物价将见顶回落的共识。

　　其他经济运行指标也未出现明显回落，仍旧在安全区间平稳运行：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5%，1~8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705亿元，同比增长17.0%，与前值相比，皆仅有小幅放缓。多数经济学家对此认为，宏观经济正日趋明显地显示出其“软着陆”的特征。

　　但是，当日市场仅在数据公布后“气贯长虹”似的大涨了十几分钟，随后就开始逐波回吐，最终以绿盘报收。

　　A股市场的萎靡难振显然没能从宏观经济的所谓“软着陆”中寻求到半分安慰，利好释放之后尽显潜在利空的可能。

　　虽然中国经济在紧缩调控中仍能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速，好于多数其他经济体，但股市却丝毫不买其账。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保罗?海登斯（Paul J. Heytens）于9月14日就此表示，股市与GDP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在中国历史中本就没有很高的相关性，这可能是证券市场的“中国特色”。

　　 2010年，中国GDP增速高达10.4%，遥遥领跑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当年中国股市的涨幅在全球主要股市中几乎垫底。

　　亚洲开放银行高级经济学官员庄健对此补充说：“股指与经济的相关度不大，还与投资人对未来经济走势抱有的悲观态度有关；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特点，如新股发行较多等负面因素也促使股市表现逊于经济增长。”庄健特别强调投资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这一因素。在对未来的悲观引导下，当时的经济数据对市场无法产生足够的积极影响。

　　软着陆需要时间

　　在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庄健表示，即便中国经济减速已是定局，且受到外围市场动荡的危险，但总体上不必对中国增长速度抱有太大忧虑，毕竟中国经济减速的起点是10%以上的两位数高增长。

　　对中国经济着陆的后果，虽然暂时没有官方表态，但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近来一致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中秋节前表示，他相信中国经济会软着陆，目前正在实现过程中。只不过，“软着陆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5~6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称，中国经济“软着陆”正在形成。

　　庄健对记者表示，虽然经济减速本身是好事，但减速后想要再次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则需要时间的磨砺，同樊纲一样，他也认为，中国“需要5~6年来实现转型”，在此之前，不能期待中国经济时时都有大的表现。

　　而这一可能长达5年之久的黯淡，可能正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证券市场的沉寂。

　　靠什么再飞？

　　这5~6年做什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一自主增长的动力，在李稻葵看来，是城镇化和国土建设。而在亚开行看来，中国必须要做的事情更多，而这些事项清单皆以尽列于“十二五”规划之中。

　　亚开行在上述报告中表示，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衡，包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居民消费水平偏低、服务业发展滞后、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

　　这些耳熟能详的弊病在今天虽是人人尽知，但结构失衡和结构调整实际进程之慢所可能引发的后果却不是人人有所准备的。

　　在记者前后采访的多位专家中，有数位来自投行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首席策略分析师，以及政府背景的科研机构专家都表示过对结构调整失败风险的忧虑。

　　在他们看来，如果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不能真正见到实效，中国经济可能不出3年，就会面临可见的危险：房地产泡沫、农产品价格飙升、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稳定受到挑战，甚至目前对热钱流入的防范要转为如何提防资本外逃。如此一来，资本市场找不到新的热钱，还被重重风险所覆盖，乐观的话股指在一个区间内上演“折返跑”，难以驱动出大的行情，悲观的话，则是绵绵阴跌。

　　“相比前30年，未来需要做的事情更多。”庄健说，“要素价格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收入分配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诸多领域都有必要推进。”他表示，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以投资、出口为主转向消费为主，从依赖劳动力和资本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治理通胀更需要结构调整

　　所谓“转向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说法乍听上去既空又虚，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告诉《投资者报》，由于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太低，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幅往往大于工业品，最终酝酿出了一场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而这也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长期存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他表示，最近十年中国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都带有明显的结构性通胀特征，这是近十年通胀和1993～1994年以及上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通胀之间最大的区别。

　　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部门的1/7、服务业的1/5，当上述产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弥合时，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部门的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上涨状态，否则，没有人（或资本）愿意留在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事生产活动。

　　在过去，这一事实难以得到重视，是由于过去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非常严重，加上劳动力转移本身存在很大制度性障碍，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谈判能力，因此彼时中国的结构性通胀特征并不明显。

　　但如今，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不断下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也逐渐消除，农民工在工资谈判中开始掌握主动，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趋势，倒逼出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

　　范建军预计，由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结构性通胀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可能会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过程。在此约束下，未来改革如不大幅提高对农业、服务业等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那么就只有提高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了。

　　此外，范建军还强调，最近十年中国出现的三次通胀，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总供给管理不当导致的总供给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管理不当。

　　“因此，应大力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以增加要素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范建军认为，“减税、降费是政府进行总供给管理的核心内容。在目前情况下，减税、降费不但有必要，而且非常迫切。从短期看，减税、降费可能会导致政府赤字水平的扩大，但政府可通过适度提高国债的发行规模来弥补因减税、降费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政治周期下的焦灼

　　对上述提到的诸多改革目标虽早已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并在决策层中达成共识，但保罗?海登斯说，其前景如何并不明确，关键看中国政府对其的执行力度如何。

　　众所周知，除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地方各省皆有自己的“十二五”规划。根据此前报道，地方各省的GDP情结依然浓重，如果把各地方“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汇总，将大大超过国家目标，而经济结构的变革却难觅明确路径。

　　“现在评估‘十二五’规划的进展还为时尚早”， 亚开行经济部主任冯幽兰（Yolanda Fernandez Lommen）表示，“将要进行的政府换届可能导致‘十二五’改革日程的延后，无法进行更深入改革。”该行认为，如果经济再平衡难以推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在2012-2013年新一代领导人换届执政前，中国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

　　“旧的问题不解决，大家期待的新周期就难以到来”，庄健对《投资者报》表示，新周期需要建立在对过去的总结和调整之上，只有对过去30年积累下的问题进行了有效清理和纠正，新的经济周期才能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