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改革最大阻力是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恢复

　　新浪财经讯 由中欧和华安基金共同举办的“2011中欧-华安锐智沙龙”将于9月17日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行。图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发表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李剑阁：这个题目非常好，用寻求改革新动力，我个人觉得经济转型不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讲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新的任务，要寻求新的改革动力。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改变成我们为什么这几年改革动力丧失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改革30多年来我个人认为将近10年，改革几乎是停滞不前。什么原因呢？我想了一下大概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几年西方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使得我们对市场经济在国内产生怀疑，觉得你不是要搞改革和市场经济，搞了半天人家比我们还糟糕，日子比我们还难过，好象市场经济方向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近10年国内改革舆论环境我认为是最恶劣的事情。在前20年，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有什么人敢公开出来肯定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人站住来反对改革开放，现在有大量的网站，相当的知名人士公开站出来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过去的计划经济，来批判市场经济，来批判改革开放，甚至指名道姓批评改革总设计师。我个人认为，近10年来我们改革的舆论环境，虽然可能不是主流媒体上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个人，因为在体改委过程过，我一直参与改革，近10年来改革的舆论环境是从来没有的坏。

　　从这一点说，我个人觉得我们主流媒体应该对此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现在允许各种各样的言论，但是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大家就不知道改革要不要搞下去，甚至于认为过去的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可能因为西方碰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困难，使得我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可能原来就不欢迎改革开放，借此反对改革开放，这个舆论环境非常恶劣。第二个原因，近10年来国内的日子可能比较好过，我们都知道改革从来都是在绝境中改革，日子好过没有人想改变现状。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长期计划经济，再加上10年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我们在危机中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取经，我觉得吴景濂老师经常提到这个例子，当时东欧一些经济学家给我们介绍他们的改革经验，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改革是不值一提，但是他们当时的改革经常强调一点，当时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曾经做过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而这些小打小闹的改革都是在经济碰到非常困难的时候不得不改革。由于改革不彻底到了90年代初期，整个东欧就巨变了，过不去了。我们现在近10年来改革开放的动力下降了，我个人觉得日子还是比较好过，但是我们忘了问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近10年来日子比较好过，就是因为前20年做了很多的改革，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这个好日子是改革带来的。但是现在恰恰改革带来的好日子，我们忘了怎么会有好日子，相反想批评改革，丢掉改革，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要寻求改革的动力，改革的阻力现在主要在哪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不在政府工作，在企业我可能讲话比较自由一点。我个人觉得改革最大阻力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恢复，改革开放初期是在政府不断下放权利的基础上才出现一片市场。因为计划和市场之间，虽然我们说计划和市场是互补的，计划让出一块来市场才会长出一块。你如果当初所有的价格需要价格批准哪来市场，如果所有的物资需要调拨哪来的市场。这几年我们政府权利搞的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是中央权利高度集中，但是中央的权利由部门分解，有比较集中的，规范的，而且有改革导向的一种权利反而丧失。还有大型国企的垄断权利越来越大，做大做强，使民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力。

　　既然改革的阻力最主要的来自于这两方面的话，下一步怎么改革，怎么克服阻力，提升我们的动力呢？当然最近中央有一个提法讲的很好，就是要顶层设计，我觉得这个很好，顶层设计不是高层设计，我在一次会上讲，我们中文词很妙，顶层设计很重要，高层设计的话像各个部门会五花八门设计出自己的东西来，顶层设计我个人认为如果近10年跟前20年相比，还有一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就是不利于改革的，就是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的探索、创新相结合。过去大家印象很深，在80年代、90年代基层的态度，基层的创新是得到鼓励的。而现在一旦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监管部门首先想到的扼杀它，而不是给他一个空间。为什么讲改革动力丧失，是因为基层没有动力。所以我觉得要寻求动力，顶层设计，实际上顶层推动，顶层鼓励，甚至顶层表态非常重要。有些东西你就要表态，你如果没有态度下面不知道怎么干。还有鼓励基层探索。这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下面讲几个具体的改革，刚才有几个发言，我不会面面俱到，我讲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而且我认为和我今天讲话的话题有关的。比方说汇率改革，汇率改革在这之前，我个人觉得除了央行和少数的学者对汇率改革有动力外，几乎在全国找不到动力。为什么？东南沿海地区它要保护它的加工贸易他不愿意改，他愿意人民币低估一点。原材料地区他也不愿意改，因为能源和原材料，人民币不那么低的话进口原料比较贵，他比较合适。无论内地还是沿海，可以说从各方面来讲都顾虑汇率改革。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汇率改革的动力只来自于外部压力，每次外交场合外国都给我们施压，然后成为政治问题。现在美国国会关于债务创新的体会和美国债务被降级以后，前不久在东南某一个省份，他们省政府的顾问委员会邀请我去讲，当时正好美国国会在闹腾，我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必须要留足够的思想准备，人民币肯定下一步要继续升值，现在我们有3万多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遭到损失，我们老百姓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外汇储备，谁让你搞的，我们辛辛苦苦做的，让你们这些人一下子丢就丢掉了。这个时候我就讲，到那个时候关于汇率问题由国际压力变成国内老百姓的压力，变成国内的政治问题。所以，像汇率改革它的动力下一步会来自国内，老百姓明白过来以后说我们干嘛呀，拼命出口拼命干，干了之后没有了。所以下一步改革动力可能在国内。

　　还有养老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确实现在糊弄不下去了，我本人在体改委当时就做这个事情，我完全同意吴行长的事。关于养老金的改革，应该说前不久佐利克到北京讨论他世行的报告，我讲养老金改革你们对我们政府提出很多建议，三个支柱是你们世行提出来的，这次你们的报告里面回避不谈这是不负责任的，你当时提三个支柱，我们中国按三个支柱设计，我当时参与推动和设计的，我个人觉得当时确实没有想的特别清楚，因为个人账户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几个年轻教授提出来，然后在全球得到普遍的承认。他的设计是针对于西方，储蓄率非常低，人口老化非常快的，所有人不存钱，把养老推给政府。中国是一个个人储蓄倾向非常高的国家，个人已经存了很多钱，政府额外又让他再存一笔钱给他养老，这代人负担太重。他为了做事把个人账户压的那么低，即使这么低也支付不出来，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说，这个问题下一步必须非常明确提出来，否则的话是一笔糊涂帐。10年前我们提出，我当时和几个人搞了一个研究，用名义个人账户过渡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没有被接受。

　　再一个是住房制度改革。我个人觉得现在房价非常高，大家意见非常大，好象觉得回到福利分房比较好，最缺房的人是一些年轻人和新进城市的就业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自有住房率87%多，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中国高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91%。人均面积是30多平方米，在全世界是中等水平。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中国人总体上不是无家可归，而是都想改善，想住大一点，好一点。对于想住大一点和好一点的诉求能不能回到政府包下来的体制呢？显然不可能。这里讲几个简单的数据，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我估计了一下当时城市居民大概10几平米，到了1978年改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知道，1978年全国人均住方6.7平米，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没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老百姓的住房面积不断地减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住房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1998年人均城市住房面积是10几平方米，但是从1998年搞房改以后到了2010年全国人是30多平方，说明市场还是很好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的确，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房子价格跟一般老百姓购买力脱节太多，这个也是事实，这个问题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绝对不是通过大规模的建设保障房来建设，我认为房价的形成机制有问题，要从这方面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总体上不是缺房子，是大家想改善房子。改善房子通过市场最好，某些人买好房子，他原先房子卖给下面的人，存量总在滚动的话，在逐步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梯度的转移各个社会层面的人都能得到解决。现在的房价的确是扭曲，扭曲的原因很多，我今天不展开讲。其实我们产业上很需要资本，但是钱不往产业上走，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地价、税费很多原因导致房地产价格虚高，这个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大规模建设保障房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保障房建的再多有几个问题解决不了，第一能不能可持续，现在建这么多，志浩先生刚才还没有提到保障房的债务也不得了的。你造了以后回不来，这个债怎么还没有人讨论，第一不可持续，第二怎么分，又回到福利分房那么分，以前单位分房闹出矛盾来了，腐败肯定出现。第三，你造出来之后老百姓未必造好，如果对于北京来说，把保障房盖到六环以外，对于城市烧早饭的，扫马路的低收入者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将来房子盖多了，大家都要怎么办，大家都不要怎么办，你完全不顾市场需求拼命盖，最后怎么收场，这都需要注意的。

　　养老金制度改革刚才提到，我们讲名义个人账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把个人账户完全变成一个财政，现在个人账户是放在社保基金，国外个人账户是交给市场，香港是强制个人有一个积累，但是怎么积累，交给谁积累是交给市场，现在证明像智利，智利有好几十家基金管理老百姓的资金，我在体改办的时候就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搞不下去了，别人搞不下去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想碰他不想管他，这个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现在是医疗，医疗改革，我在体改委管了五年，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城市医疗改革完全停板，没人管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大家不想碰。2008年以后重新启动起来，现在全国医疗改革全面铺开，但是这个问题好象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覆盖问题好象在解决了，但是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多问题，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地方设计是住院的报销比例高一点，门诊个人报销比例低一点，听起来非常合理，因为住院是大病对个人负担比较重，所以让你报销比例高一点。门诊一般是小病，让你报销比例低一点。我过去就知道，坐在办公室设计非常合理的事情，一操作完全是错误的东西。我现在不搞这个事情，但是我了解到很多社会的情况，这个制度听起来很有制度，一推开以后出了很大问题，我和这些人有很多联系，发现一实际运作原因很多，有关系的人小病尽量也住到医院去，病床变得空前紧张，有病的住不进。这种事情也不能闭着眼睛，能混就混过去，我个人觉得过几年我们医疗费用，这个是一个无底洞，在2002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估算，美国3亿人口，5000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美国3亿人口看病吃药的总费用超过中国的GDP，如果我们把医疗改革看的很简单，以为只要政府掏钱把政府的钱管住了好象就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是下一步改革要细细耕耘的问题，这个问题说不定把我们各级财政拖的不堪重负。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因为时间有限，我把我几个接触过的领域点一点，下一步的改革任务非常重，关键在于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然后要鼓励基层探索，基层创新，这样改革才有希望。下一步中国真正的希望还在改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