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道德和商业模式上不能让步

　　本报记者  冯书琴  张勇  北京报道

　　在商界，他是优秀的教育家。在教育界，他是成功的商人。

　　他就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游走于资本和精神之间，他让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精神导师等这些公共身份，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18年，他带领新东方实现了稳健跨越，并在2006年成为内地首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其间几乎没有一步是走错的。但他却自言，自己如许多成功企业家一样，靠的是商业性直觉，而非成体系的“战略设计”，但在谈到公司战略，诸如“恒星与行星系统”、移动互联时代的“海陆空联合”却脱口而出。

　　而现在对他来说，急于摆脱的却正是这些公共身份。“我现在最想静下心来把新东方先整理好，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打理一下。”这位首届华人经济领袖获得者面对我们平静的说。

　　他希望自己从今往后能稍微潜下心来，做一点对社会的哲学性思考，以便跟身边有思想的人共同对社会形成一种推动力。“我现在拼命的在抹这些公共身份，企业大量的公开活动我已经不参加了，现在只参加一些俱乐部的活动，大家互相交流，价值取向慢慢趋向一致，只会对中国有好处。”

　　在接受本次专访中，“俞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关于经营、教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思考。

　　“恒星和行星”战略

　　恒星是外语培训和出国等核心业务，未来的行星系统具体业务可能跟我们不挂钩，我们只是个投资人。再就是要做“海陆空联合”培训，把移动互联网、互联网跟地面教学结合

　　《21世纪》：此次跟麦格希合作成立迈格森国际教育，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俞敏洪：这次合作只是我们所做项目的细分而已。目前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最终选择的目标是到西方去接受教育，这个项目是为这部分人群服务的。通过对孩子教育的整体设计，对口世界上优秀的大学。

　　这个项目在新东方现有的情况下是做不出来的，现有的结构是切分的，不能整条线完成，所以需要划出来做独立的板块。

　　《21世纪》：之前你们一直是独自做培训市场，这次为何选择合作模式？

　　俞敏洪：首先，要完整的开发出有体系的儿童学习教材，包括文化的、语言的、故事的对我们来说有难度，而麦格希这套系统在全球是比较先进的，而且跟电子化结合。再就是，通过合作会跟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容易对接。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这种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21世纪》：对新东方的战略性发展，你是如何考虑的？

　　俞敏洪：我们未来定位在三个方面。第一，依然是全方位的英语学习和出国学习的服务机构。其次，未来会推出全面发展的子系统，我们有个战略叫“恒星和行星系统”，恒星是外语和出国等核心业务，未来会有行星系统，具体业务可能跟我们不挂钩，新东方可能只是个投资人，但可以指导发展方向。第三，把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跟地面教学结合起来，这在未来是必然方向，未来的培训一定是海陆空联合进行的，在面授系统基础上，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空中配合服务体系。

　　绝望与希望

　　人最重要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都能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的点。我们培养人才无论贫富，希望是对社会做贡献的精英。希望政府制定政策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

　　《21世纪》：公司精神和文化一直是新东方的特色，是如何定义的？

　　俞敏洪：新东方一直弘扬的就是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努力进取、勇敢面对失败、再去持续不断努力的精神。

　　所谓从绝望中寻到希望，很多人解读的都是绝望，其实我们解读的是希望。从绝望中寻到希望，人生才能继续向前，绝望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还是环境上的，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都会遇到绝望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富有的人更容易自杀。但人最重要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都能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的点。

　　《21世纪》：现在新东方帮助很多的学生出国、深造或者移民，是否可以理解你所说的希望是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俞敏洪：语言培训跟移民是两个概念，移民不符合新东方的核心理念。在我心目中，我希望的是中国孩子们出国学习后必须回来，把中国作为奋斗的战场。但要不要学外语呢？从小就得学，学外语是放开胸怀走出去的必须，学成以后回中国是他们的归宿，这种归宿不光是物质和财富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上的。

　　《21世纪》：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寒门难出贵子”，你如何看这种说法？

　　俞敏洪：这是对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竞争机会不均而言的，但实际上寒门是能够出贵子的，某种程度上，这也需要国家的制度来保证。我们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以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垄断国家资源，包括教育资源。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寒门子弟的问题，而是各项制度是否完善的问题。

　　《21世纪》：你们所提供的培训服务，越是拥有资源的人，越容易得到这种优越服务。不是么？

　　俞敏洪：这不是新东方的问题，这是社会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一家商业机构，不可能说全部为寒门子弟服务，既没这个实力，也没这个能力，但可以做到尽可能为寒门子弟提供服务。新东方培养人才无论贫富，我们培养的是希望以后对社会做贡献的精英。最终的结果是要看，无论是寒门还是富贵，你能不能成为社会精英。

　　《21世纪》：在公司具体经营中如何体现这种精神的？

　　俞敏洪：我们每年都提供几万个农村孩子可以进新东方学习的名额，并且到农村地区建立希望小学，每年投入七八百万，资助两千个大学生，帮他们解决生活和生存问题，让他们有机会跟富贵子弟竞争。

　　从公平意义上来说，至少有一大半的竞争是公平的。这个世界上做成大生意，成为大政治家的，寒门子弟还是比较多的。中国从本质上是一个平民社会，是一个没有世代相传的贵族传统的社会。中国社会不能容忍某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并且后代不劳而获却占据大量社会资源，这种情况肯定会遭到社会反抗。

　　商业性直觉

　　在商业模式、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对社会发展推动上，起到引领作用的，才叫商业领袖。我还不能称为商业领袖，我对公司发展少有很清晰思路和思考，很多企业家做事情都靠对市场的直觉，我就属于直觉型

　　《21世纪》：你是2009年首届华人经济领袖的获得者，对“领袖”是如何理解的？

　　俞敏洪：要在商业模式、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对社会发展推动上，起到引领作用的，才叫商业领袖。

　　领袖绝不是赚了很多钱，也不是做了一个企业。企业必须要有完整的理念、完整的思想，并且企业本身是前后一贯，没有任何为了做生意在道德和商业模式上让步的行为。做企业可以做到最大，但做的东西不一定对社会有利。如果你是全中国最大的造纸厂，但也是全中国最大的河流污染源，那就不能叫做企业领袖。坦率来讲，从纯粹意义上，在中国企业领袖不多，他们只是进入一个领域取得一定成就，所以把我叫做华人经济领袖我自己并不敢当。

　　《21世纪》：你个人的战略思考和经营理念是如何影响公司发展的？

　　俞敏洪：坦率的说，我对公司发展少有很清晰思路和思考，很多企业家做事情都靠对市场的直觉，我就是属于直觉型。

　　新东方发展18年了，现在公司高管们在讨论战略布局时，我都一直在问战略是什么。但这么多年，公司几乎没有一步走错。因为我直觉就知道公司未来该走的方向，我一看iPad、iPhone出来就知道这个世界要变，培训方式也一定要变。这完全是商业性的直觉思维。

　　《21世纪》：你之前隐退了大概有三年，去做什么了？

　　俞敏洪：我觉得我应该踏实的静下心来把新东方先整理好，再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打理一下。我都快接近50岁了，以后我怎么过一个更加平和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重要。

　　人有几个重要的圈，最核心的是一个人的爱心和良知。其次是理想，在核心圈的指导下，理想圈会更好的为社会服务。第三圈是分数、技能和金钱。我的核心圈是希望过一个和谐的、平静的、能够帮到别人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我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尽管模糊过，但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希望自己从今往后能稍微潜下心来，去研究、阅读、思考一些哲学层面的东西。这个不光是为公司，也为我自己，为社会。至少我想通了以后，就可以容纳我身边有这些思想的人跟我一起形成一种推动作用，如果我自己都不理解， 身边有思想的人我也发现不了。

　　《21世纪》：你最希望推动什么？

　　俞敏洪：制度性变革和程序性正义。

　　我们不能就事件本身看事件，而是要思考这件事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比如判刑，不能根据民众情绪来判。要考虑的是，民众情绪如何不影响司法程序，司法程序如何能够独立执行且不受领导意志所控制。老百姓也必须要懂得，自己的情绪如何表达跟司法程序没关系。司法程序不管怎么判，老百姓觉得这就是神圣的。而现在恰恰是不理性的，国家要做的就是研究为什么会有不理性。

　　我不是愤青，但我可以代表相对理性的一方发表自己的观点，而非冲动性的表达。

　　《21世纪》：未来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俞敏洪：第一，尽快摆脱新东方的“纠缠”，这个“纠缠”是具体事务上，精神上是永远连在一起的。第二，尽快确立未来30年人生的奋斗方向。第三，尽快让自己身体能到达到一种非常平衡的和谐状态，使我能把后面30年的事情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