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妥协的结果，使得德国成为最早放弃核能的工业化国家

　　□ 本刊记者 曹海丽 崔筝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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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政治现实面前，德国总理默克尔选择了妥协。

　　 2011年5月30日，周一，德国联邦环境部长罗特根（Norbert Roettgen）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底前终止其境内所有核电站的运行。其中，两个多月前已中止运行的八座核电站不再重启；余下的九座核电站，有六座在2021年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有三座允许再维持一年以防可能的电力短缺。

　　 这个决定是此前一天执政联盟——默克尔领导的中偏右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和绿党之间——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争论后作出的。

　　 近三个月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重大泄漏事故，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核电安全和核电发展选择的大争论。德国的这一决定，使其成为最早放弃核能的工业化国家。

　　 福岛核危机，不啻为对默克尔能源政策和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打击。就在六个月前，2010年9月，她刚刚成功地让议会通过决定，将现有核电站的运行时间平均延长12年。

　　 现在，一切又回到起点。十年前，为了应对公众的反核情绪和来自绿党的压力，前任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决定现有核电站只能再运行20年，最后的期限正是2021年。

　　 默克尔政府的最新决定被认为是政治妥协的一个结果。尽管福岛核危机后立即中止运行服役年限最长的八座核电站，并召集独立专家团重新评估核能政策程序，在3月的地方选举中，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还是不敌绿党，连失三州，其中包括基民盟的传统选民基地。

　　 妥协之后，默克尔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其所代表的电力行业巨头因利益受损而准备向政府发起诉讼要求赔偿；而核能在十年之内退出所产生的发电空缺能否得以补充，可再生能源能否担当重任，世界各国无不拭目以待。

　　利益博弈

　　 “德国社会对核电的机遇和风险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在给财新《新世纪》的回复中说。“福岛反应堆灾害使核电的安全隐患更加凸显并重新引发了这方面的争论。”

　　 德国民众的反核情绪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尤甚，本世纪以来势头日盛的绿党正是借了这一东风，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代表大企业的利益。德国现有四家能源巨头，运行着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且占据着德国近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其中最大的两家（E.ON AG和RWE AG）原为国有企业，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上市私有企业；其他两家（ EnBW Energie Baden-Württemberg AG 和Vattenfall AG ）目前仍为国有企业，其中Vattenfal为瑞典政府所控。

　　 由于历史原因，四家能源巨头和德国政治的各个层面有着密切联系。德国《竞报》能源记者舒曼（Harald Schumann）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在2010年9月的新能源方案中，现有的核电站获得了延长平均12年使用年限的修订。“如果这一修订实现，这几家公司将获得上千亿欧元的额外收入，因为这些核电站都比较老，成本早已摊销，运营成本仅为每千瓦时1.5欧分，而批发价为每千瓦时7到8欧分。”

　　 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当时的官方解释则是，核电可以抑制电价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为德国进入可再生能源时代起到过渡性的桥梁作用。核电站运行时间的延长并不会给能源领域竞争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2011年初新开征的核燃料税和核电厂支付的其他款项将大部分抵消其额外盈利。

　　 福岛危机改变了一切。默克尔不得不放弃努力争取来的12年平均延长期限。这对她实现原先的能源方案是一个打击，对四大能源巨头来说亦是如此。

　　缺口如何补？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问题仍是，在短短十年时间内终止核能供应，德国何以经济、安全又环保地补上这一缺口？

　　 核能是德国到目前为止的第二大发电原料，次于化石燃料褐煤和硬煤，占德国能源总消费的23％左右。

　　 在德国，核能并不被视为可再生能源。施明贤说，在讨论新的德国能源方案时也考虑过在未来十年内退出核能的问题。“当然这一退出不仅仅是因为福岛核问题，而是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以应对我们在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并且坚定地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进军。”

　　 很多人对德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表示怀疑。瑞典环境部长卡尔格伦（Andreas Carlgren）就表示，德国的决定意味着在欧洲“一个不平衡的能源政策”，德国“很有可能需要增加从法国进口核能”。瑞典政府控股的 Vattenfall AG在德国拥有两座核电站。

　　 亦有不少人担忧，为了弥补核能的损失，德国可能不得不增加对煤电厂的依赖，从而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德国联邦环境部最近发布报告称，德国在弥补终止核能供应所产生的发电缺口上不会有问题，可以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实现。

　　 施明贤指出，德国政府2010年公布的能源方案，已经对能源供应进行了“彻底重新定位”。新能源方案确定，至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在德国能源结构中占到 60％，并占电力供应的80％。

　　 舒曼亦表示，没有人会怀疑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可以轻易地从目前的17％增长到2025年的35％。而且德国多年来一直是电力净出口国，每年差不多有1000万千瓦电量的富余。“不用担心会出现电力短缺。”

　　 但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输电。德国的风电多集中在北部，需要向南部的用电负荷中心，包括以使用核电为主的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长距离输电。这就需要新建高压线路。该计划遭到了沿线居民的强烈抗议，他们不愿看到高压线和高压线塔破坏德国中部大片原始森林的美景，或是自家美丽的庭院，因此喊出了既“反核”又“反高压线”的口号。但如果让高压线走地下，又会增加很多成本。

　　 另一个挑战来自市场分散和垄断的矛盾。舒曼解释，由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倾斜，传统能源巨头损失严重，他们急切地想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但是，德国的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市场已经为小规模的私营企业所占据，而且这两个领域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在7％左右，对私人投资者来说足够，对大型企业来说，需要至少15％，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这些大企业把目光投向海上风电。舒曼认为，海上风电从工程角度来看“并没有太大意义”，而且造价比陆上风电高得多。海上风电技术要求高，安装难度大，需要的资本投入也很多，非小私营企业所能承受。德国2010年发布的能源方案就指出，为实现2030年海上风电装机容量2500万千瓦的目标，还需750亿欧元投资。而首批十个海上风电站的建设将得到政府资助，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将在2011年设立50亿欧元的海上风电专项贷款额度。

　　 如今，德国的近邻瑞士也在考虑逐渐让核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德国的这一政策不会影响大多数国家发展核能的决定。前国际原子能副总干事钱积惠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从减排二氧化碳的角度来说，不能没有核能，他个人的估计是，德国不见得会带动整个欧洲走向这个极端的道路。

　　不过，钱积惠也指出，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启示是，应该更加慎重地对待核安全。由于能源资源的瓶颈和环境问题的制约，中国现在不可能没有核电，但前提是安全，“安全一出事，会造成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