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颍 北京报道

　　 李敖状告小S的一场闹剧，终于以李敖的撤诉画上了句号。这位曾被称为“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的男人，在闹剧结束之后志得意满：“我不折腾她，你们不会请我。如果我告小S的话，我提出要上《康熙来了》5集的条件，他们会同意……我可能会增加你们的收视率，你们可能会请我，那我也变得很红火……”

　　 惊叹了。这还是那个被无数粉丝奉为大师的李敖吗？这还是那个写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耻于匹夫匹妇“小人格”的李敖吗？

　　 这真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不管是“陪你玩儿”也好，“逗你玩儿”也罢，李敖要靠《康熙来了》变得“红火”，余秋雨要靠“青歌赛”引爆话题，被称为“文化保姆”的易中天，也要靠发飙视频增加点击量……当这些学贯中西，胸中大有丘壑的“大师”们，都要靠其娱乐价值的“被消费”聚人气、搏出位，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惧。

　　 “大师”的命运若此，文化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李敖“大师”

　　 李敖是大师。不只粉丝们说他是，他自己也说他是，他博客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师”。

　　 如果单就文史学造诣和在文化领域上的贡献讲，李敖是足以担得起“学者”这一称号的。1957年，22岁的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就引起胡适注意，从此胡适成为李敖的一个情结。之后他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任蒙元史专家姚从吾的助手。1961年，他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揭开了六十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的序幕，此后出任《文星》总主笔。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美国“全美华人协会最佳成就奖”，并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大学札记》曾经成为无数人的枕边书，并以其中的精华语句作为座右铭，比如：“担当的表现是深沉、冷静、沉着、持重、和气、淡漠、忍耐得住，不浮动张皇。”

　　 只是如今言犹在耳，李敖却已不是当初的李敖。

　　 当初的李敖，是一个认为“我这种知识分子才算伟大”的人。身处台湾的政治漩涡中，敢于先骂国民党，再骂民进党，公开盛赞共产党和毛主席，身陷囹圄甚至面临杀身成仁的威胁仍不改其桀骜之气。且不谈政治立场如何，那种敢于表达真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人的气节是值得称道的。

　　 李敖的一生，可谓是当代史上骂人最多和最多被人骂的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以阮籍诗自励：“林中有奇鸿，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他这一生骂过的人数以百计，不只要骂，还必须证明自己骂的是对的。他说：“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于是仅台湾一地，从“总统”到“故宫博物院院长”，被他证明是王八蛋的就有上百人，所以在他出书证明美国是“阳痿的美国”时，已没有任何人再感到惊奇。他有“千刀万里追”的戾气，也有“我死后千刀万剐”的勇气，所以虽然他叛逆、狷狂、自负、犀利、目中无人，仍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了一个拥有无数粉丝膜拜的文化明星。

　　 如今的李敖，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因为一个可以想骂谁就骂谁，逮谁骂谁，谁还嘴我就告谁的主儿，确实比较难得：我可以骂张兰是“没文化的土财主”，你小S不能说我“用这种方式隐性示爱”。我们不知道被骂的人究竟有没有文化，但我们知道一个文化人的“骂人”是有底线的，是有理有据的犀利批评，而不是逞一时市井之快的谩骂和情绪宣泄，更不是以此博得微博(http://weibo.com)高点击率和成为高收视率电视栏目座上宾的手段。

　　 其实李敖是聪明的，他知道在这个时代，以他胸中不可谓不丰富的才学和知识，无法引来民众和媒体的集体围观，只有靠唾沫横飞挑战言论底线。只是这样一来，与台湾的钱穆、黄仁宇这些已经过世的一代宗师相比，李敖的“大师”头衔更像是以“眼球经济”为操作模式的商业化背景下对一个文化名人的包装标题。

　　 现在的“大师”就像“豪门”一样泛滥，这边一个“XX文学大师”，那边一个“XX大师工作室”，见诸报端的“大师”越来越多，能被公众心悦诚服接受，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都值得称颂的大师却已世上难寻。

　　 从这个角度讲，李敖“大师”真要和那些商界巨贾们学学：人家说你是“大师”，你不要也说自己是“大师”；粉丝们以为你是“大师”，你不要也以为自己是“大师”。

　　 因为李敖该明白，或者曾经明白过：“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而在其自作聪明。笨人做不了最笨的事，最笨的事都是聪明人做的。”

　　大师启功

　　 年轻时看启功先生的书法，没觉得有多特别，反而觉得过于内敛，缺少霸气。后来读了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论书札记》、《启功絮语》等著作，开始了解老先生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越来越感悟到他书法中流露出的淡定从容，难能可贵——“花卉流香原为天性，何求美人采撷扬名。”

　　 所有接触过启功先生的人，都感觉他懦雅有礼、诙谐幽默。他一生中被无数人追问过姓氏：爱新觉罗，而他从不以此为名标榜自己，反而常常淡然一笑：“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字元白。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人们现在说到启功先生的时候，总要加上一大串的头衔：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而启功自己在接受《东方之子》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一个书法家。我首先是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个画家，书法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启功先生的字有名，求字的人自然也多，他人太好，几乎是有求必应，写得多了，也调侃自己：“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讲过一段关于启功的回忆：曾经有收藏者拿着他收藏的启功老师的作品请他鉴别，启功看后发现是假的，但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风趣地说：“哎哟，这比我写得好!”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加上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熟谙典故，一件作品的真伪总逃不过他的目光。笔者有幸亲眼目睹过一次大师的风采。1996年，佳士得收到一批宋人书札准备拍卖，在故宫请专家鉴赏，其中一件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书札不能确定。这场鉴赏会由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杨新主持，在京的所有文物界顶级专家悉数到场，包括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鉴定专家刘九奄等人，但大家都不敢确定。时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因“半尺之内能鉴书画真伪”而著称的徐邦达“徐半尺”随后到场，他研究书札后表示：从纸张、用墨看都是宋朝的东西，“东西应该是对的”。徐邦达离开后，启功先生来了，一到场，先乐呵呵地和所有人道歉：“抱歉，抱歉，来晚了，年纪大了要午睡。”接着立刻认真地看了准备拍卖的10通书札，每通都看得非常仔细，最后，佳士得负责人将存疑书札递给他，他看后立刻很有把握地说：“这通不是曾巩的书札，而是元朝一位文人写给他朋友的，只是两人都字“子固”，文尾落款只有字而无名，书札用的纸墨也是宋朝的，会被误认为是曾巩之作。但宋元两朝相距很近，元朝的书香世家留存宋代纸墨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元朝的一位文人，不仅如此，信中提到了二人一位僧人朋友的号，这位僧人也是元朝人，所以可以肯定，这是一通元朝书札而非宋朝。”随后，启功当场背诵了一段收信文人的作品，在场所有专家立时心服口服。

　　 对于启功先生，我们没有资格评价，他自撰的《墓志铭》也许多少可以说明：“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大师季羡林

　　 回忆季羡林要从他逝世的那天说起。当晚山东卫视做了一期纪念专题，节目中，编辑截取了季羡林拍摄尊老爱幼公益广告的片段。当季羡林说起母亲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使得片子无法拍摄下去。那一刻，笔者也哭了——面对公众如此抒发对母亲的这份情感，在国学大师里是少见的，但正是这种情感的存在，让季羡林更加真实。

　　 他本就是个情感细腻的男人。1934年，他23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兔子》，他说，第一次一个小兔很驯顺地让他抚摸时，他欢喜地落了泪。他的情感随着一窝小兔子起伏跌宕，小兔子的凄凉和寂寞引动了他诸多无名的悲哀，在最后一只小兔子被猫叼走后，他在文章中写道：“暗淡的灯照彻了冷寂的秋夜，寂寞，混上了一点轻微空漠的悲哀，压住我的心。我能再做什么样的梦呢？”

　　 时光荏苒，成为学贯古今、享誉中外的翻译家、语言学家和散文家后，他喜爱动物的情怀依然没变。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为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几年前，在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他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一生平和的季羡林也骂过人，但他的“骂人”是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极硬骨气的。在《忆往述怀》中季老写道：“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季老从事的事业和文学成就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他主持翻译的巨著包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尽管如此，他一直强调自己患有“国学大师”的称号恐惧症，一生拒绝别人称自己为“大师”，“大家称我国学大师、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实属过誉之词。我实在不敢当，也不愿意人家这样称呼我……我只是一名普通教书匠。”他是陶渊明的信徒，一直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为座右铭。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季羡林很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他这辈子，功名利禄皆身外之物，惟有人格魅力、道德风范长留于世。居庙堂之高，身上却浸透着憨直朴厚的平民情结——这就是季羡林，不论他自己怎么讲，仍然是世人心中的大师。

　　醒醒吧，“大师”们！

　　 大师俱往矣。

　　 看看今天的所谓“大师”们。

　　 一度被称为“中国人文化保姆”，在《百家讲坛》以其丰富学识征服无数观众的易中天，录制某访谈节目时，因为对主持人的水平不买账，当场发飙。网友们当时就乐了，一段“易中天劲爆语录大盘点”随即出炉，在各大视频网站疯传。易中天的“名言”迅速走红，诸如“不弱智怎么能当领导”、“我拒绝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到人间来走一遭啊，什么动机啊？你想干什么？”、“我是观赏动物，就是一只峨眉山的猴子，你能去问一个观赏动物，你在意别人怎么观赏你吗？”……论坛中瞬间出现了挺易派和倒易派，双方的网络大战使易中天的名字一时间成为百度搜索的焦点，易大师在《百家讲坛》的巅峰时刻，也从未如此火爆。至此，易“大师”成功地以一个文化名人的身份，登上各大媒体娱乐版的头条。

　　 而另一位“大师”余秋雨，也不逊稍让。余秋雨是真正的大师，因为他有一个“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成立之初，他就因自封“大师”成为娱乐版的焦点。去年，余“大师”新出了本书，名字叫《我等不到了》。新书出版时余秋雨说：“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因为这本书是“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他忘了，7年前他出版《借我一生》时，已经说过“将这部传记视为封笔之作”。这样的食言也很正常，就像他高调退出青歌赛又以“观众们、网友们实在太热情，余老师唯有顺应民意”为由再复出一样，娱乐明星们不也常常息影后再出山么，何况网友们那么热情，专门为他整理《余秋雨2010语录》、《余秋雨青歌赛点评金句》，余“大师”怎么忍心拒绝呢？至于说过的话是不是需要“言必信”，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可悲，可叹，现在的“大师”们已经耐不住寂寞了。“大师”越来越多，就连韩寒这样的小辈都出来说：“一个作家必须要拥有独特和出色的文字技术和文字风格，这是所谓的思想性和感情真挚不能代替的……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胡适、鲁迅、沈从文，包括张爱玲都做得不错，但是到了后来，文字的魅力被替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出过文采出众的真正文学大师。”

　　 “大师”们，醒醒吧！不要到头来真的应了波兹曼的预言：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张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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