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相”的官场变局表明日本的政治结构已与经济社会脱节，并深陷多重危机。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平衡点，对执政的民主党和首相菅直人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一大考验

　　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将尚未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日本经济重新拖入萧条的轨道，重建能否成为复苏的契机仍是个未知数。

　　6月2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旨在进行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的《复兴基本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复兴特区以发挥地区的创意；新设复兴厅，负责重建计划的拟定、协调及落实；发行复兴债以确保财源等。

　　6月27日晚，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举行记者会，宣布由60岁的防灾担当兼环境大臣松本龙出任“复兴对策担当大臣”，首相助理细野豪志出任“核电站事故平息和防止再发担当大臣”，自民党参议员滨田和幸出任总务政务官。

　　致力于重建的行政安排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内阁大改组。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菅直人内阁凝聚力之低下愈发明显。

　　地震发生以来，日本政府的表现早就饱受诟病，多数舆论认为“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处置迟缓、国民早已对政府和政治失去了信任”。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对《财经》记者表示，地震已发生三个多月了，但灾区还是瓦砾成山，11万余灾民还生活在环境恶劣的避难所。他说，“政府虽然宣布了紧急事态，但这三个月来，菅直人政权并没有拿出迅速有效的应对措施，对菅直人的不信任还导致了民主党的分裂，倒菅派势力不断增强，菅直人何时问信于民，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日本面对灾难性危机的同时，世界经济没有向好复苏，中东、北非的局势也使资源价格不确定，加之日本本身存在政治危机的不确定性，日本面对着诸多风险，“陷于多重危机下的日本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平衡点，对执政的民主党和首相菅直人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一大考验”。

　　企业外移隐患

　　6月24日，日本内阁府公布，据估算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基建设施等损失约为16.9万亿日元，相当于阪神大地震的1.8倍左右。此次估算尚未包含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的损失。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杉浦哲郎对《财经》记者表示，直接损失外，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间接损失更大，有可能达到11万亿至18万亿日元。

　　6月9日，日本内阁公布了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扣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GDP较上季度下降0.9%，按年率换算为下降3.5%，二季度仍将呈负增长。相较其他经济体，如，欧元区17国一季度GDP增长3.3%(年率)，美国则增长1.8%，日本经济形势颇为严峻。

　　多家日本智囊机构分析认为，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在阪神大地震之上。

　　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虽然不是日本制造业最主要的集聚地，但由于受灾范围广，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面很可能超过阪神大地震。

　　核泄漏发生后，日本出现了大范围停电和轮流限电，其影响已扩大到东京等产业重镇。仅东京电力辖区内今年夏天的电力缺口就达1500万千瓦，这相当于高峰时电力供应总量的25%。电力供应不足，就很难保证企业的生产效率。

　　此外，日本30人以上规模的制造业企业有12%以上分布在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六个县，其中便包括一部分国际化分工程度很高的行业和企业。

　　刘军红对记者分析说，此次震灾使世界产业链受到震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步加深。由于日本国内比较广泛地实行零库存生产方式，一旦某个地方或某个环节的生产陷于停顿，整个生产加工链都将受到影响。在汽车、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国际分工中，日本是高档材质、中间产品、核心部件等的供应方，一旦地震使日本的产业链陷于停顿，将直接影响到国外相关企业的生产和正常经营。

　　6月28日，丰田汽车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其5月国内汽车产量为10.7万辆，比上年同期减少54.4%。本田公司则称其5月国内的汽车产量为34746辆，比上年同期减少53.4%，连续六个月下降。

　　不过，杉浦哲郎认为，汽车产量下滑只是暂时表现，因为相关产业链的修复已比预期提前，汽车生产会在6月底恢复正常状态；而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6月的矿工业生产可恢复到2月的水平。

　　他说，“在企业大规模地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其他地区或海外之前，产业链得到了修复。”

　　杉浦哲郎进而表示，震灾会使日本经济短期下滑，但下滑后会有所恢复。

　　较之杉浦哲郎，刘军红对日本经济整体复苏前景的判断更为审慎。在他看来，日本灾后电力系统、生产系统、物流系统均受重创，全国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受到影响。以本土为基地的生产模式被破坏，大企业在日本国内复兴条件不足，很难在本土设立参与全球竞争的基地。此次强震增大了日本的国家风险，当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无法协调时，企业会选择走出去，以适应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

　　“日本企业拥有约70万亿日元的流动资金，但日本政府没能出台政策促使企业将其利润转化为在国内的设备投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刘军红评价说。

　　政商利益交织

　　日本强震、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使东京电力公司备受斥责，也使多年痼疾的电力改革问题浮出水面。

　　“二战”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51年下达命令，将日本列岛(不包括冲绳地区)分为九大区域，分别指定一家企业承担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业务。这奠定了目前日本九大区域电力供应相对独立、各自垂直垄断的基础。这九家电力公司还被人为地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是东部势力范围，由频率为50Hz的北海道电力、东北电力、东京电力这三家公司组成；另一个是西部势力范围，由频率为60Hz的北陆电力、中部电力、关西电力、中国电力、四国电力、九州电力和没有直接联网的冲绳电力等七家公司所组成。

　　刘军红表示，这一特有的电力体制，使日本灾后电力供应倍加脆弱。

　　日本原内阁参事官、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撰文指出，如果此次灾后没能实现发输电业务的分开，东京电力的利益就仍会受到保护，遭受的损失也将通过电价最终转嫁到电力消费者身上。

　　其实，早在199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就开始尝试电力体制自由化改革，以顺应国内企业界解决电力成本过高、缩小国内外电价差距的呼声。

　　1995年，《电力事业法》迎来了31年间的首次修改——承认独立发电企业(IPP)的地位，允许其进入市场。此后日本又承认了特定规模电力企业(PPS)的地位，允许其收购电量后向大客户销售。

　　支持发输电分离的人士认为，如果能将发电业务从各大电力公司剥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电力公司利用输电网压制独立发电公司的问题，输电网将成为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开放通道进行电力运输。

　　同时，也有能源产业界人士认为，发输电分离将有助于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打破电力公司为它们设置的上网瓶颈，从而使日本的电源结构更为多样化。

　　然而，将发电和输电业务分离，在发电环节引入自由市场竞争，正是东京电力等电力企业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电力公司利用输电网络实现地方垄断的基础。

　　改革启动17年来，各区域电力公司垂直垄断的大格局未变。

　　IPP主要依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发电，在成本上处于劣势，其电力输出又必须接受各大电力公司制定的高昂过网费用——约为电力零售价格的两成。PPS虽然可以收购电量，并在市场上销售，但一般只能收到较贵的火电，PPS也同样需要支付高昂的送电费用。2009年PPS的销售电量总和仅占全国销售电量2.8%。在发电和销售两个环节，日本试图引入自由化竞争的努力皆收效甚微。

　　电力自由化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把持日本国会的自民党议员中，有不少人接受了东京电力等大公司的政治献金。

　　更糟糕的是，在产业政策制定上，官商之间的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在过去50年间，各大电力公司的职员中共有68人曾在经济产业省任职，目前，经济产业省中曾在电力企业任职的官员有13人。

　　日本经济产业相海江田万里已表示，将敦促经济产业省离职干部今后不再到电力公司再就业。

　　日本东亚资本公司理事长津上俊哉对《财经》记者表示，在针对电力公司封闭化管理和唯我独尊行事风格的批评声中，“发电和输电业务分离论”已被再度提出。

　　步履蹒跚的电力体制改革，不过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诸多改革的一个缩影。

　　津上认为，总结近20年，日本在小选区制度改革和行政改革等方面失败颇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不彻底。小泉时代曾大力推行结构改革，但随着首相不断更迭，日本的改革也不能善始善终，有些还是几经夭折。

　　1996年，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就曾提出过六大改革的旗号。桥本强调“在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和财政结构改革之外，加上教育改革，使六大改革成为一个整体”。然而，这场广泛的改革运动触及了政客、官僚集团和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阻力重重。

　　小泉纯一郎内阁任期内，日本经济改革略有成效，但难称彻底。此后五年内，日本换了五任首相，政治动荡打断了各种改革进程。

　　家长式政治体制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日本42年来首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实际上，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已经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低迷。

　　2009年，日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上台执政，成功实现日本“55体制”以来首次自下而上的政权更迭，一度让日本国民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但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内阁上台不到一年便辞职，继任的菅直人内阁目前也处在飘摇状态。

　　造成日本政治混乱、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美国巴德学院教授伊恩·布鲁玛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政治是“怪兽”，日本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布鲁玛认为，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是家长式作风，行政体制既复杂又含糊。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天皇是理论上无所不能的君主，但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少权力。在日本政治中，官僚控制囊中羞涩和信息不足的政客如同摆布傀儡；政客和大财阀把持着地区级别的政治献金；而财阀又反过来与官僚相互勾结。

　　“在日本赶超西方、政府及产业资源被集中用于刺激经济增长时，这一体制运转良好。”布鲁玛说。

　　但这一体系有明显弊端。布鲁玛以东京电力为例分析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僚和公司高管小团体，确保了一个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的电力公司不会被严格的监管和政治审查所阻碍。

　　其实，2009年民主党上台时的诸多承诺中，有一条就是增加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减少官僚的隐权力，增加民选政客的责任。

　　布鲁玛表示，这次地震将是潜在的转折点，“日本政治改革的胜机尚存”。

　　刘军红也对记者表示，目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合全球竞争环境下的日本了，其表现是政治结构与经济社会相脱节，改革不彻底带来社会结构整体失衡，政府管制颇多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

　　很多日本分析人士则从选举制度分析了日本政治的另一特性，日本1996年实行300个“小选区”和180个“比例选区”代表并立制，每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会投两票，一票属于“小选区”，直接选举本小区议员，一票属于“比例选区”，选的是政党。这种制度对大政党相对有利，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只有大政党才有财力支持自己的议员，“这限制了好的精英从小选区胜出的人数”。

　　日本很多民众都对记者表达了“对菅直人已经失望、固执的菅直人已无人气，希望他尽早下台”的看法。但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在灾后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其原因并不是日本民众的积极做法，而是“找不到可以替代菅直人的接班人”，对现政权无奈的消极做法。

　　复兴计划质疑

　　重重困境中，一部《复兴基本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日本幡然振作？

　　6月28日下午，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对策总部首次会议。

　　担任总部部长的首相菅直人指出，“要汇总出有利于确保预算与法案修改的方针，以便真正开展重建工作”，指示有关各方加快具体步伐。方针将于7月底前敲定后被反映至2011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案中。

　　重建方针将是第三次补充预算案的框架，其课题是如何通过放宽各种限制的“复兴特区”政策具体推行地区建设以及产业重生。围绕作为确保财源举措之一的临时增税，相关税收种类与实施时期等将成为讨论焦点。

　　会议主席、重建规划专家组组长五百旗头真在会上介绍了6月25日公布的提案内容。

　　菅直人指出，包括灾害重建对策在内，“重建总部有必要以团结一致的斗志担负所有工作”。

　　日本经济评论家山崎元对《财经》表示，该提案并没有实质的内容，也没有反映出必要的对策。对于灾区的灾民来说，比起恢复基建设施，更重要的是解决他们切身的生活问题。提案中只是提出了概念，而毫无措施。

　　山崎认为，重建规划的提案中应更多地涉及都市规划蓝图、重建顺序的计划、重建的组织机构等，而不是讨论一些增税、增加什么税种、再生能源法案等问题。“这明显看出民主党无明确想法”。

　　瑞穗的杉浦哲郎对记者表示，东北三县(岩手、宫城、福岛)能否以制造业来带动复兴，对此还抱有疑问。理由有二：一是，制造业在日本产业整体占比不高；二是，受灾县的制造业附加值不高。被破坏的产业链得到修复，并不意味着能够带来复兴。而且，制造业并不能成为地区经济复兴的原动力。“现在需要的是，受灾地的制造业增强独立性，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此获得企业发展的机会，来成为支撑经济复兴的原动力。”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的两次奇迹。从1956年至1990年，日本经济都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速度。1956年至1973年，年均GDP增长9%，1974年至1979年，全球经历两次石油危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一片低迷，而日本经济却保持了年均 3%的增长速度。1985年至1990年，日本年均GDP增长达到4.5%。

　　1991年经济泡沫崩溃后，十年间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内阁嬗递频繁。政府本应全力出台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因自民党长期执政，民众对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1993年，经济走出低谷并有好转迹象。但由于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决定提高消费税2个百分点，导致消费减弱。加之亚洲金融危机、不良债权问题导致的金融机构接连倒闭，日本经济形势急速恶化。

　　进入21世纪，小泉政府成功处理了经济泡沫的后遗症——不良债权，经济增长得到恢复，但是外需依存度明显上升，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回顾“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并不是因泡沫经济崩溃及随后财政货币政策不力造成的短期问题，而是内需不足、生产率低下的结构性长期问题。近20年，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仅为1.1%。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没能顺利走出怪圈，找到新的平衡点，也让日本一蹶不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ITS研究中心所长正木一郎撰文指出，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20年”，又受到了由于地震、海啸、核泄漏带来的未曾有的重创，日本经济现在到了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了。

　　正木提议，符合日本社会的“第四产业”将是日本经济的新增长支柱。在所有的产业中，生产者提供与客户要求最相近的产品和服务，就是所谓的“第四产业”。

　　正木认为，“第四产业”非常适合日本。日本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的综合含量，而且精益求精，如果把这些综合能力放在固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创造出高附加值的话，就会变成支撑日本经济的新的主要产业，从而让日本再现第三次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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