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我们真的需要在屡战屡败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又一场高成本实验吗？不！但事实表明，我们可能还得再忍受一次这样的实验

　　短短几年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即使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7年，美国式的“去监管化的资本主义”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最富有的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一年地减少或停滞不前。

　　从经济学角度讲，美国式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太多的美国财富流到了太少的人腰包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消费维持，而消费又只能通过越积越多的债务来融资。

　　我希望此次金融危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一下美国人，让他们明白：我们需要增进公平、加强监管、促进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保守派的经济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经济学的重振旗鼓将再次威胁到全球经济，至少威胁到欧美经济，因为保守派的经济学思想在这些地区广为盛行。

　　在美国，保守派的重振旗鼓正在迫使国债违约。如果国会要求美国支出超过收入，就会产生赤字，而赤字意味着需要进行融资。但保守派并不小心地衡量每笔政府支出项目的收益和由此带来的增税融资成本，而是意欲采用大棒政策——不允许国债增加，这将迫使支出被限定在税收水平之下。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支出最重要。此外，目前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还在继续，此时削减支出将不可避免地拉长此次衰退的持续时间。

　　十年前，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美国财政账面上出现了大笔的盈余，以至于国债有被根除之虞。但入不敷出的减税和战争、大衰退以及暴涨的医保成本很快就把巨额盈余变成了财政赤字。

　　为了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相关人士立刻采取了药方：刺激经济，让美国重回工作轨道；停止无意义的战争；控制军事和药品支出；增税。但保守派经济学所想的则是对企业和富裕阶层进一步减税，同时削减投资以及社会保障支出，这将把美国经济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还会破坏保存下来的社会契约。同时，美国的金融部门还在竭力游说政府放松管制，以便让它们回到先前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鲁莽行事模式中去。

　　欧洲的形势也好不到哪去。当希腊和其他国家陷入危机时，欧洲人开出了老一套的药方——收紧财政，以及进行私有化。这样的措施只会令欧洲国家积贫积弱。这一药方在东亚、拉美和其他各地均以失败告终，在欧洲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事实上，在爱尔兰、拉脱维亚和希腊，这一药方就已经失败了。

　　一个替代性方案是：由欧盟和IMF支持的增长战略。增长能重建人们对希腊偿还债务的信心，使利率下降，并为进一步刺激增长的投资开拓财政空间。增长本身可以增加税收，减少社会支出需求，而由此获得提振的信心，进一步刺激增长。

　　遗憾的是，金融市场和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将问题往后拉了一大把：他们相信，紧缩将会带来信心，而信心又会带来增长。但紧缩根本就是有害于增长的，它将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至少不可能像紧缩的鼓吹者所描绘的那样带来大幅改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信心都会受到打击，结果将是进入下降的螺旋。

　　我们真的需要在屡战屡败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又一场高成本的实验吗？不！但事实表明，我们可能还得再忍受一次这样的实验。只要欧洲和美国有任何一方没能回到稳健增长的康庄大道上去，对全球经济都将是一种打击。

　　如果欧洲和美国均宣告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算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实现不依赖外界的自我持续性增长，也救不了世界。不幸的是，除非明智派胜出，否则世界将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