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不应成调控物价的常规手段

　　随着国庆黄金周的临近，“逢节必涨”的商品再度响起“涨声”，自五粮液和洋河股份等相继宣布提高出厂价后，贵州茅台也传出了涨价风声。在此背景下，发改委年内第二次约谈了国内主流白酒企业，要求企业保障市场供应，不能再出现涨价现象。

　　为了应对本轮通胀，国务院在去年11月发布了“国16条”，提出从增大供给、社会保障、市场干预、落实责任多方面入手，努力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可否认，约谈是控制物价上涨“见效”最快的手段，在控制本轮通胀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回顾过去大半年的时间，约谈曝光的频率却实在多得有些离谱。去年12月，发改委就约谈了中粮集团等食用油企业，要求企业在4个月内不得涨价。而在今年3月份以来，发改委更是频繁约谈下游消费类企业，方便面、日化、酒业、肉类等行业均在约谈之列。当约谈成为了常规手段之时，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行政化的微观干预手段的边界在哪里？其是否能够取代宏观调控的作用呢？

　　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下游消费类行业的竞争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也意味着企业刻意涨价的动力并不会太高，毕竟在替代产品较多的市场中，涨价就可能意味着市场占有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盈利，因此企业对于涨价的态度往往是比较谨慎的。笔者认为，对于企业而言，在不得不涨价的情况下却不能涨价，无疑是一种煎熬。特别是在原料、运输、人力等各项成本均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不能涨价就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动脑筋，诸如方便面“减肥”、可乐“瘦身”已经不是个案。

　　笔者认为，在通胀高企的环境下，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可以起到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作用，能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不应该长时间干涉企业定价的自主权，也不应该过度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这种行政干预手段只能是暂时性、辅助性的，绝不应该成为常规化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但这只“有形之手”应该是宏观层面的，例如管理货币供应量、实行相应的价格补贴等，而不应该直接干预到市场运行和价格波动。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政策措施都应该有其相应的边界，过度依赖某种政策的结果往往是扭曲正常的市场运行，进而导致相关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出现问题。

　　同时，更关键(微博)的是，约谈并不是万能的，就拿白酒价格而言，虽然发改委约谈企业叫停涨价行为，但市场终端销售价的上行态势依然没有回头的趋势，在这个“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的市场中，市场的力量似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而且，对于一些对物价影响较大的上游垄断企业，诸如备受市场诟病的“两桶油”，也不见发改委对其进行约谈，而这些企业往往还以诸多理由要求涨价。近期，国际油价再度出现大跌，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国内成品油下调窗口很可能在10月中旬打开，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从通胀的源头上抓起，切实管理好上游资源的价格，而不仅仅将目光放在所谓的“约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