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建议采取四大对策确保复苏和经济稳定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全球展望

　　不可否认，随着全球经济活动不断减速，下行风险不断增加，我们的经济环境似乎困难重重，动荡不断。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如果不能同心协力，我们就无从恢复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的信心。

　　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曾告诫我们“要给予光明，而非热度”。我想，基金组织的职责便是为黯淡的前景带来光明，照亮那些处于核心的经济问题——但它也可随时通过调高热度来发挥作用。

　　由此，我想说的是，我相信，在我们面前蜿蜒着一条持续复苏之路，它比以往窄得多，并且在不断地缩窄。为顺利通过这条道路，全世界都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我们需要领导力，而非边缘政策；我们需要合作，而非竞争；我们需要行动，而非被动等待。

　　总体上，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速度却有所减缓。在发达国家，失业率极高，复苏步伐尤为疲弱，复苏道路尤为崎岖。欧元区债务危机有所加剧，金融压力在不断增加。如不采取共同和大胆的行动，一个现实的风险就是主要经济体将不进反退。而当很多发达经济体逆着冷风艰难前行时，诸多新兴市场却高温不退——通胀压力加剧，信贷强劲增长，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

　　低收入国家正经历合理的增长，但是，它们仍极易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混乱的影响，包括来自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也会随之产生严重的社会成本。

　　问题的症结

　　在谈到对策之前，我们需要对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想分别谈三个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关的问题——削弱经济增长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全球经济体系核心的不稳定性及社会紧张关系。

　　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短期问题是，资产负债表压力正在削弱经济复苏势头。经济体系中还存在过多的债务。不稳定因素笼罩着先进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欧洲的银行以及美国的住户。乏力的增长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无论是政府的、金融机构的，还是住户的——正在彼此施加负面影响，这加重了信心危机，抑制了需求、投资和就业。这一恶性循环在不断加剧，并且，政策上的举棋不定和政治体系的机能障碍已使之进一步恶化。

　　这也关系到第二个更为长期的问题，即核心不稳定性风险。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一国经济动荡会迅猛地波及全球，尤其是当风险产生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时。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金融联系会使此类动荡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并且，由于债务问题长期持续，金融稳定性风险也大大增加。

　　第三个问题则涉及潜在的社会紧张关系。如今存在着大量相互交织的问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紧缩削弱了社会保障；华尔街被给予比普通民众更多特权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果主要为社会上层带来福利。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信心危机。

　　应采取何种对策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在此建议采取四大对策来确保复苏和经济稳定，这四大对策是：修复、改革、恢复平衡以及重建。

　　第一，修复。在采取一切行动之前，我们必须要减轻那些可能会阻碍经济复苏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住户和银行，都在承受着这方面的压力。

　　在主权方面，发达国家应实施可信的中期计划，以稳定并降低公共债务比率。这一行动必须要放在首位。但是，若整顿得过快，将困住复苏步伐，恶化就业前景。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在丧失可信性和削弱经济增长这两个深涧之间狭路前行。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这点。如能采取可信的措施从而带来和保障中期内的储蓄，则该措施也将通过降低整顿速度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创造空间。

　　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途径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特别是面临市场压力的国家，将不得不削减赤字。另外一些国家应继续实施调整计划，但也要准备好在增长进一步受阻的情况下随时改变航向。而其他国家目前可能仍有些操之过急，不妨适当减速。

　　还有一点，问题不仅在于要进行哪些调整，而且也在于如何调整。在短期内，政策制定者必须将重点放在那些收效显著的，可以创造就业、推动增长的，并且将分配问题考虑在内的措施上。在中期内，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十分重要，财政计划应以支持增长为目标。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税收改革，比如扩大税基。同样，在所有发达经济体，福利改革也是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政策制定者还应处理好住户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关于美国的就业危机，我十分赞赏奥巴马总统最近提出的旨在推动增长和就业的建议。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们还需明确应采取何等中期计划使公共债务回到可持续的道路上来。与促进就业同等重要的是，应采取措施减轻住户负担的过重压力，比如可以实施更大幅度的本金削减方案，或者帮助住房所有者利用低利率环境。

　　欧洲主权国家必须进行可信的财政整顿，以彻底解决其面临的融资问题。此外，要想通过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支持增长，所有银行须具备充足的资本缓冲。

　　第二大对策是改革。如果说修复是为了推动今日的经济增长，那么改革则是为明日的经济稳定铺平道路。

　　与此相关的一项重点便是金融部门改革。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已在总体上就提高资本质量和流动性标准达成了一致，并作出了适当的分阶段安排。但是，在监督、跨境破产解决、重要到不能倒闭的机构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等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以避免出现监管套利。自雷曼公司破产三年来，此类问题还有很多尚未解决，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之担忧。我们还需要开发并改进宏观审慎工具，以防范金融风险。我所考虑的政策包括，让银行在太平时期增加资本持有，或是实行最高的贷款价值比率以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

　　在改革的框架下，我也想谈一谈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将就业置于中心地位，因为它不仅维持着需求，也维持着人的尊严。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如果就业是一场赛跑的话，青年人很可能在枪声响起以前就输掉了比赛。我们还应当努力实现全方位的增长，使整个社会都从中受益。

　　第三大对策是恢复平衡。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当私有部门具备足够能力时，使需求从公共部门转回到私有部门。这一目标尚未实现。其二，是指使全球需求从对外逆差国转移到对外顺差国。其中的道理很直接——由于发达经济体支出水平低，储蓄水平高，因此主要新兴市场必须在此时拉紧松弛的绳索，增加需求，以推动全球复苏。但到目前为止，任何恢复平衡的成果大都缘于较低的增长率。某些国家的政策使得其国内需求增长和货币升值过于缓慢，从而阻碍了恢复平衡的进程。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则正在应对资本流入过快带来的风险。

　　若不能充分恢复平衡，每一个国家都将深受其害。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的“脱钩”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如果发达经济体陷于衰退，那么新兴市场也难以幸免。恢复平衡不但符合全球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

　　我所要讲的第四大对策，即最后一项对策，便是重建。在此方面，我主要考虑的是低收入国家，它们需要重建曾在危机时期发挥巨大作用的经济政策缓冲——包括财政状况，以保护自己免受未来的冲击。这也将为有助于增长的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系统创造空间，比如说，可使各国得以部署具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以保护贫困人口不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将财政可持续性所受的破坏限制在最低程度。

　　以上便是我就经济复苏提出的四大对策建议。同时，我认为还存在第五大对策，那就是基金组织的作用。

　　正如我刚才所说，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在此形势下，基金组织作为一家拥有187个成员国的机构，将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和条件，鼓励其全球范围内的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那么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些呢？

　　我们的监督能力不仅有助于我们辨识风险，也有助于辨识由各经济体的相互联系带来的机遇。

　　我们的政策建议将突出关键性问题，包括增长、核心脆弱因素以及溢出效应，并有助于引导国际合作。如果我们能妥善利用向各国提供的技术援助，这一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我们的贷款可以为面临各种紧要挑战的国家带来喘息的空间，此类国家包括受外部波动性影响的新兴市场，面临紧急或过渡性需求的国家，以及脆弱的低收入成员国，等等。

　　在危机之外，基金组织还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的核心职责。

　　当然，我们决不会止步于此。像其他组织那样，当世界面临新的挑战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改进，不断作出响应，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员国。

　　结论

　　总而言之，政策制定者应共同行动起来，再次发扬2008年或1944年的合作精神。这也便是威尔逊精神，是对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这一看法的信念。

　　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时机，便可顺利驶离危机的湍流，重新回到稳健、可持续且均衡的全球增长航道上来。

　　道路是清晰的，时间是紧迫的。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行动。■

　　(本文系作者2011年9月15日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