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工资大幅上涨底层就业者很难受益

　　“十二五”期间物价走势判断和政策建议

　　■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课题组

　　物价稳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自2010年以来，物价不断攀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2010年1月的1.5%，上升到2011年7月份的6.5%，为37个月以来的最高峰。居高不下的物价水平，给当前的经济运行造成很大困难，已成为影响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因素，因此，2011年4月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把控制物价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期间的物价走势，不仅影响着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和左右着我国的各项政策走向。对“十二五”期间的物价走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认清“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形势，为中央和国家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十二五”期间中国物价的走势，笔者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物价运行规律，特别是本次通货膨胀的各类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最终选择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计量研究，以期能为“十二五”期间物价走势的判断提供合理的依据。

　　从区域差异看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地区通货膨胀的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不同经济禀赋和经济政策下我国通货膨胀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的演变规律。例如简单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实际增长越快、恩格尔系数越高、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和时间，通货膨胀越明显。

　　为了兼顾样本的多样性和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0年的年度经济特别是物价相关数据作为面板模型的样本数据，由于西藏和海南的数据有较多缺失，因此我们没有采用这两个地区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建立了一系列以CPI和PPI为因变量的面板模型。然后，根据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对以上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简单分类，分别对分组之后的数据建立细化的区域回归模型。

　　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CPI而言，PPI的区域差异性更为明显；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越明显；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对于CPI存在一定提升作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于CPI和PPI的拉动作用都不够显著；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可以降低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引起的通胀波动；人民币升值和物价上涨有一定正向关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币升值常常是美元走弱时期，美元走弱通常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形成输入型通胀，二是人民币显著升值往往是国内外博弈的结果，我国政府往往会选择通胀率较高、经济增长好的时期进行有控制的人民币升值；财政政策较为激进、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时期，往往是通货膨胀程度较低或通货紧缩时期，这主要是政策的滞后效应影响。

　　区域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应对通胀，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弱于货币政策；相比较CPI，政策对于PPI的影响要更加剧烈一些；利用财政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调控，效率较低；货币和财政调控政策对综合产业区域影响较小，对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区域影响均较大。

　　从CPI的结构差异看通货膨胀

　　CPI由食品、烟酒、医疗、居住、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文娱等八项指数组成。CPI的运行态势，由这八类分项指数之间的此消彼长所决定。例如，物价上升阶段，食品类价格涨幅高于非食品类；物价下降阶段，食品类价格跌幅高于非食品类。笔者将分析CPI八大类细项的差异并致力于解读各细项指标不同走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然后依据这八大类细项的变化趋势，为推断“十二五”期间的物价总体形势提供合理的依据。

　　为了研究CPI八大类细项指标以及非食品CPI、核心CPI等重要组成部分，考察CPI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动态演变，笔者引入定基比数据，通过统计图形比较、Granger因果检验、动态因子分析等考察CPI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动态演变，并且利用HP滤波得到分项物价指数的趋势。

　　依据趋势项，笔者对CPI八大类细项分类为：增长型：食品，烟酒，医疗，居住；下降型：衣着，交通通信；先降后升型：家庭设备；先升后降型：文娱。具有单一趋势(上升型和下降型)的细项在供需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其中，上升型在供需作用下长期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并且处于长期上升趋势；而下降型细项长期呈现供过于求的态势，且处于长期下降趋势。趋势发生反转(先升后降型和先降后升型)的细项在成本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这里的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服务成本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不同时期三类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故而成本因子呈现出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的态势。

　　通货膨胀与信贷投放及

　　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历史统计数据表明(见图2)，工业增加值同比数据是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即经济增长周期要领先于通货膨胀周期。同时，信贷资金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增长幅度上下波动的现象，被称为信贷增长周期。信贷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的问题，还是影响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周期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金融体系影响实体经济的渠道之一。2009年的巨量信贷对于中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走向强劲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信贷效率问题等。因此，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与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我们从长期的信贷投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性关系角度评价我国的信贷投放对于经济增长和物价的推动作用以及效率问题。

　　首先，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周期、经济增长周期和信贷增长周期的峰谷相关分析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处于1998年以来第四个通货膨胀周期的上升期，目前已经进入本轮周期的顶峰。值得注意的是，信贷增长周期对于经济增长周期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稍稍领先于经济增长周期。从单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拐点来看，信贷增长周期明显领先于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又明显领先于通货膨胀周期。

　　其次，我们使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和Markov状态转移模型研究了信贷投放、通货膨胀在利率变化、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上行阶段、人民币升值等不同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信贷的投放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即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信贷在温和通胀和人民币贬值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提升，但是对于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特别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较高(CPI>3%)时期都会削弱信贷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使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信贷投放分别通过投资渠道和消费渠道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见图3)。它是基于状态空间方程估计得到的信贷和价格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弹性的可变参数序列估计结果。从1997～2010年的长期趋势来看，信贷对于投资的弹性明显高于信贷对于消费的弹性，这和信贷投放主要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而非居民消费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相反，PPI对于投资的弹性要总体弱于CPI对于消费的弹性，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本身弹性较大，随物价变化变动很大。

　　工资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影响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作为发展目标，并提出努力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努力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更是在2011年4月19日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力争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最终达到翻番的目标。预计“十二五”期间将延续近年来工资快速上涨的势头。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工资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不断提高生产成本，加速我国的通货膨胀。

　　笔者首先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从成本角度解释了各部门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即进口品价格变动、工资变动、毛利润变动、生产税变动和生产的消耗结构变动等五个方面，这五个因素解释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形成。根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工资增长对物价成本传导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出，即实际劳动生产率；二是完全需要系数矩阵，主要由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决定。

　　利用成本推动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笔者首先分析工资增长对物价波动的短期影响。短期来看，生产的中间投入结构短期内不会因为投入品价格变动而变动；工资上涨短期内不会增加或减少劳动力就业水平；各部门(商品)产能和消费需求基本稳定，工资增长引起成本上升，推动产品价格上涨。笔者据此测算了非农行业平均工资增加1%和所有行业平均工资增加1%两种情景下对各部门商品价格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系数测算(见图4)，在不考虑非农平均工资波动对农业劳动者报酬影响情况下，平均工资上涨1个百分点，直接拉动CPI上升0.11个百分点，完全拉动0.22个百分点，直接拉动PPI上升0.08个百分点，完全拉动0.23个百分点；考虑农业平均工资波动，平均工资上涨1个百分点，直接拉动CPI上升0.17个百分点，完全拉动0.36个百分点，直接拉动PPI上升0.08个百分点，完全拉动PPI为0.2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短期工资上涨是否影响农业平均工资上涨，对工资上涨影响物价效应大小非常重要。另外，工资增长对CPI的影响高于对PPI的影响，这主要是CPI的构成中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更易受工资成本上升影响。

　　利用成本推动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和结构分解技术(SDA)，笔者从中长期视角分析了工资增长对物价波动的影响，主要考虑“十二五”期间各行业平均工资增长一倍对物价的总影响。根据成本推动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投入结构的调整，对工资增长推动物价上涨的效应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对“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进行了三种情景假设，据此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分析了三种情景下“十二五”期间平均工资翻番对物价总的影响。结果表明(见图5和图6)，在基准情况下，平均工资翻番推动CPI平均每年上升4.59个百分点，PPI上升3.37个百分点；乐观情况下，CPI平均每年上升3.69个百分点，PPI上升2.55个百分点；悲观情况下，CPI上升5.72个百分点，PPI上升4.08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直接消耗系数降低对减缓收入倍增计划对物价的影响非常显著。

　　“十二五”期间

　　我国通货膨胀形势判断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笔者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但总体处于温和可控的范围内。

　　从产业结构变化及区域发展趋势来看，基于CPI在各地区的差异性给予我们的启示，“十二五”期间经济结构调整将会得到深化，第三产业比例大幅提高，这有利于抑制“十二五”期间的通货膨胀压力，尤其是中上游的价格压力；随着国家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消费对于GDP的贡献在“十二五”期间会越来越大，这将会对“十二五”期间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推动；“十二五”期间，人民币汇率上升不足于抵御国际流动性泛滥带来的持续性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此外，随着劳动力供给高峰过去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会进一步上行，这对我国通货膨胀形成长期稳定的推动力。

　　从CPI细项构成变化趋势来看，基于长期的趋势性变化，属于需求驱动的四类增长型价格——食品价格、居住价格、医疗价格、烟酒价格将继续保持上扬态势；交通通信价格将随着技术更新进一步走低；衣着、家庭设备类价格可能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文娱类价格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总体来看，CPI各细项中，保持上扬态势的部分较多，且属于权重较大部分，因此未来CPI上涨压力仍然较大。

　　从通货膨胀与信贷、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2010年以来我国正处于1998年至今第四个通胀周期的上涨阶段，尽管通胀率可能已经见顶，但是根据经济增长和信贷投放周期的领先程度来看，通货膨胀率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从工资成本上升的影响来看，随着“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居民收入的发展目标和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工资上涨将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形成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工资上涨将对食品、烟酒、纺织服装、医疗保健和娱乐教育文化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产生严重影响。不过，各行业特别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间投入结构的调整，对缓解由工资上涨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显著作用。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对“十二五”期间物价水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有心理准备接受在国内国际流动性充裕，中国社会及经济转型势在必行的背景之下，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需要把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作为“十二五”期间一个常抓不懈的工作，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高通货膨胀。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笔者提出几项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加快国内产业升级，一方面，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将某些地区过于依赖工业、建筑业的发展方式引导向第二、第三产业并举，这将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现象；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提升各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增加值提高，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缓解因工资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

　　第二，在农业政策方面，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推动土地流转制度，逐步实施集约化生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缓解由于农业工资上升引起生产成本提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第三，在货币政策方面，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调控为主逐渐过渡到量价结合、以价为主，进一步加速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要提高货币政策规则中名义利率关于通胀率的弹性，使其弹性大于1，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主动作用。同时，谨慎改变货币政策基调，避免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大起大落。

　　第四，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向民生倾斜，把生产活动交给市场，而把改善民生的责任担负起来，将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平稳较快增长，并将通胀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政府的债务管理水平，使政府在财政收入、政府支出及发债规模三个方面充分考虑跨期预算约束，从而使财政部门能够通过自身的收支调节手段使其债务水平得到充分的支持和稳定，并对财政的基本赤字及债务水平与GDP的比例提出严格的比例限制，限制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五，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维持并加强目前的限购政策与限价房建设。“十一五”以来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扬对PPI的快速上扬推波助澜，同时对CPI中的居住价格、食品价格拉动明显，房屋、仓储租金是食品在城市里流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大中低价位住房及廉租房的供给，加之配套稳定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及稳定物价。

　　第六，在社会分配方面，妥善处理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问题。通胀上行过快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而工资大幅上涨往往受益的却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企业员工，底层就业者和失业人员很难受益。因此，在高通胀时期政府尤其要关注社会底层群众利益，宁可消减“三公”支出，也要确保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受到严重影响，这将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十二五’时期物价走势预测及分析”(No.71141002)的资助

　　课题组成员：杨晓光 程 棵 黄德龙

　　祝坤福 王会娟 屈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