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国金融系统像人造心脏缺乏造血功能

　　主持人权静：您总结的这四大特点是您认可的，如果叫温州模式的话，这其实是中国金融业，未来的一个模式的方向所在。

　　王巍：对。我自己长期做金融的，我认为中国金融，当然20多年来，有了重大的进步。但是毕竟中国的金融是人造的，金融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因为它要不断的造血，保持一个正常血液循环，导致整个肌体的健全。

　　但中国的现在金融是人造型的，因为历史上没有的。我们是2、30年前才从财政部分出来的，金融是不存在的。严格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开放之后金融才从财政拆分出来，逐渐建立中央银行，建立专业银行，然后才逐渐建立，它是个人造系统。

　　那么在中国就说回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个很痛的过程。有个人造系统也很重要，因此说这是这一代人的贡献，我们都参与了这个过程。但是人造的心脏，必须要逐渐的要提供这个血液给全身，但目前情况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吸取的血，是社会全部的资源，老百姓储蓄、资金，包括外汇储备都是社会的公共资源。

　　但是，我们基本全部转给了政府支持的产业，政府支持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什么？整个金融系统性的偏差。它是跟政府走，跟着领导走，跟着国有企业这种独立，这种特殊走，而不是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那就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承认过去20年来，中国金融有重大进步。但现在是到了一个攻坚战了，我觉得温州是个好事，让全国人关注金融。这时候看，为什么温州他能把温州地下金融，能够过去2、30年来，哺育了浙江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变得全世界的奇迹。怎么在今天反而，要被全国救？

　　我就启发思维，这是很好的事情。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从我个人来说，我们是要如何来学习问题，来支持温州、理解温州。在他们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走到今天。能不能让温州的模式，我们现在痛苦的冲击过程中，推动整个金融界思考，给地下金融、民间金融松绑，给他们证明，让他们到地面上来，然后共同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人造心脏这个比喻，真的特别的精辟。温州的问题背后，解决温州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单个的问题。

　　王巍：对。

　　主持人权静：他实际上是，撬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改革。但是你觉得撬得动吗在目前这个庞大的体系之下？

　　王巍：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谈到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归结到体制上。这个是很容易的，很轻松。但是归结到体制上有一个大问题，人人没有责任，都推到体制上，什么都推。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谓的制度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谁设计出来的。制度是在市场变化中，互相磨合形成的。

　　因此我们温州这个事件出现，它是一个磨合点，因此我们通过这种磨合，每个人都参与，一点点关注它，然后从自己可能做的事情，各个角度来说，理解宽容它会支持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都成为新体制的参与者，或者缔造者。

　　那么它有很多具体的方式，我想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关注中国金融的，不光是温州。想一想如果我来关注，整个金融都出现问题。全世界出现问题，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又再调整，中国金融也出现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过去是制造出来的金融体制不够了，那么我们要有一些变化，变化总有一些点，这个点关注好了，你就能把握整个中国制度从哪儿来梳理。

　　一个现象就是温州，温州现象什么？关注我们要不要给民间松绑，给不给发执照。我认为应该给他发执照，应该不仅发这些抵押担保这些执照，而且还给中小企业银行执照。不要通过什么小额贷款，乡镇事情，这些不够。应该允许他们成立真正的银行，区域银行，我觉得这是温州点，这是一个点温州。

　　再一个我关注私募，就是股权投资基金。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国际性泛滥？大家很热。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民间资本，无处出口。那么通过新金融的方式，转到基金，这是一个大关注点。

　　那么很多人现在都谈，基金要进行监管，要不要监管，怎么监管，谁来监管这是问题。对我们来说，应当允许基金到处开花，肯定会有很多失败，大浪淘沙。但是没有这些失败，怎么能有未来的成功呢？因此，要允许他们出来要实行尽管，但更多是自律监管，而不是政府监管，这是第二个关注点。这两点是我非常愿意推动的，支持金融，支持股权基金。

　　另外几个点，我们觉得更主要是限制它，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各地政府都在强力的吸取公共资源，拿土地拿各种方式来绑架中央，来进行盖大楼、修高速，不断的做这些事情，这些是非常危险的，过度建设超出中国国情，包括全国铁路。这个事是高度关注的，就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能不能控制诸侯，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但我们要关注它。

　　再一个关注点就是，国有企业这种投资冲动，中央企业100多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小中央企业，这十几万个国有企业，拥有特区，行业进出，拥有定价权，拥有融资权。他控制所有资源以后，他有一个很难抑制的投资冲动，这又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很少关注它。

　　地方平台是政府的，那么这些是二政府，他们是地方政府。他们一年至少拿到几万亿，十几万亿都在他们手里，现在没人关注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点要监控。

　　再有一点，中国已经进入全球了。中国进入全球了有一点，中投要关注他。尽管他运作是机密的、保密的。但他整个过程，应当受到事后的监控，要不断的反思。因为中投他代表着中国整个国际投资。以他为标杆，中国各种企业都看他的信号进行投资。

　　因此，他的动作，他可能本身投几十亿、几百亿美金，但他为了带动影响，是几千亿、几万亿，所以中投不能不受监控。

　　我觉得这五点，PE我们支持，温州要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和中投，应当引起高度关注。我认为在这五个点，背后都反映体制问题。关注这五个点，我相信就会观测中国金融，未来是不是健康，能不能走下去。

　　当然我是个民间人士，我们只有关注的权利、批评的权利，肯定看问题不成熟。就像很多看了文章以后，很多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求跟我谈话，就认为我看的问题很片面，只看到了一点。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片面了。

　　主持人权静：加在一起就是全面。

　　王巍：对。也许没有什么全面，但是至少多元的视角，多元的力量的博弈，会推动中国金融健康生产。而不是步调一致，定于一尊。这就是我过去经常讲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是战争时期，是搞政治。我们搞市场，应该步调不一致，越不一致，博弈的力量越强，这个市场越健康，选择越多。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说这五点，是整个中国金融全局的一个考虑。

　　王巍：从我个人的看法，我是看这五点。我认为PE和温州，大家关注的很多，但是负面的因素太多，对他们攻击的东西太多，它有负面。当然每个事情都有负面。

　　主持人权静：我也特别想跟你说说负面这一块，无论是现在官方的一些声音，甚至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当中，会有很多负面的，对于温州经营模式的一个印象。比如说，就认为你是放高利贷的，那么你放高利贷的时候，你赚了钱是自己的，现在好像你出现危机了，就要让国家去救你。很多人普遍的心目当中会有这个概念。

　　王巍：完全理解。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始终是士农工学商，商在最后。中国是道德教化的国家，因此对挣钱长期以来，有一点和基督教一样，认为去高利。基督教也一样，西方到中世纪的时候，也不允许收利息，因为那是罪恶。

　　那么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就是最近500年来，从意大利美第其家族开始，慢慢开始慢慢从收费到寻利到市场博弈，慢慢已经形成一套市场经营体系了。但是我们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中国本来是有钱庄票号，在200年前已经达到(20：30)。但是后来有种种的因素我们不多谈了，一直这个行业和金融意识，一直没有起来。

　　这个情况下，长期政府缺乏对金融的重视。而且市场上对金融的教育也不够，老百姓会有很多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高利贷，它不是一个罪恶。高利贷实际上来说，它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在一个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就是两个人之间。你认为高低，那是一个供求关系问题。你缺了我多加点很正常，高利贷只是企业之间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一个名词，为什么整个社会出现高利贷呢？

　　由于整个国有的体系，完全被控制住了。这种情况，他得不到钱，他只好跑到那去要钱，这个时候出现高利贷，它是体制造成的。应该研究，为什么体制导致高利贷。事实上，假设高利贷存在，也是体制的问题。

　　事实上我在温州呆了这么长，去了这么多次，我不知道采访多少人。应该说，严格我认为不存在什么高利贷。考虑它的手续、速度，周转天数和政府申请的灰色成本一比，它是低利贷。如果是高利贷的话，大家为什么跑四大银行去，不跑官方银行去呢？没人拿着枪逼着你去接触高利贷，你不去那而去要这个，本身是一定是有毛病的。

　　所有人都是利益，没有一个人贷款是靠所谓爱心慈善，他都是一个私利。贷款的人属于，你接受高利贷也是私利。你因为能赚到更多钱还他，这都是计算结果。因此我认为，在中国长期存在高利贷，是因为政府的制度有问题。事实上这个高利贷并不存在，这是我一直的观点。而且很多高利贷可能妖魔化，什么黑社会绑架，解胳膊解腿，我听多了。但是我这么常年调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了一些抓吴鹰案件，我也在微博(http://weibo.com)上不断的说不要给他死刑，因为非常之复杂。我们过去处理了很多，包括当年的王守信枪毙了，邓斌无锡的老太太，海南的沈太福。这些都是以高利贷的方式，都是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枪毙，但是现在历史上都不经得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