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的历史诊断：走出货币和市场的乌托邦

　　本报评论员  郭凯

　　美国人口普查局本月发布的美国贫困人口已达到4910万，还有几千万人口徘徊在贫困线周围的普查结果，应该让货币学派的忠实信徒伯南克先生，开始反思从师祖弗里德曼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改变他通过货币扩张可以让美国走出衰退进入复苏的想法。

　　伯南克先生的第三轮量化宽松即便真的能到“从飞机上撒钱”的地步，仍无法解决美国的严重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衰落这一社会和分配问题所带来的需求衰退。无论货币和市场理论怎样试图把货币和市场与社会根基相脱离、得出乌托邦式的货币和市场可以决定社会的逻辑，也无法改变所谓不受任何社会根基和人文规则影响的市场和货币机制，才是非自然的、人为“计划”的经济机制这一现实。强行让市场脱离社会(disembedding)而统帅一切的设计，只会带来社会自然演发的反向保护机制，让市场和货币重新回到社会根基和人文保护的制度规范之内(embedding)。这就是卡尔·波兰尼在其1944年的经典著作《大转型》中所阐述的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原理。

　　波兰尼的市场和社会双向运动理论中，尤其点到了土地、货币和劳动力这三种经济要素的社会根基对市场机制的约束。因为土地本质来自自然环境，货币本质是对真实商品的购买权和购买中介，而劳动力这一术语无法掩盖其本质是承载社会文明的人。这三种经济要素永远不可能完全商品化、受市场机制而支配。一个成功的经济制度，必须去解决人的基本需求，约束货币独自膨胀的欲望，所以，罗斯福时代在社会层面启动的各种再分配和劳动者保护制度，以及对金融业这一代表货币彻底商品化和货币支配社会的权力欲望的产业的严格管理与规范，辅以面向普通劳动者就业机会再造的凯恩斯政策，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今天，即便全球化的深度让凯恩斯的就业创造政策和需求创造的效果有所折扣，但是公共设施建设领域的新增就业机会仍然会留在国家内部，而且提供新就业的公共设施建设和之前提供就业的房地产泡沫相比，给经济是否可持续循环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一心要推出工薪阶层减税、富豪阶层加税来扩大社会公共品供给，并进行由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扩张的财政刺激计划的原因。

　　卡尔·波兰尼的历史诊断： 走出货币和市场的乌托邦

　　而弗里德曼的忠实学徒伯南克的货币扩张主导政策，既没有让日本当年走出困局，现在也救不了美国的处境，而且只会让金融部门获得更多资源，还会迫使遭遇美元货币扩张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严格的针对美元单独设置的资本流动管制，并对流入境内进行资产投机的美元资本征收重税。如果伯南克真的要大举推出第三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就是中国需要采取的金融应对政策。在IMF初建时期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前，以逃避一国税收和社会义务为目的的资本流出，以及对经济稳定造成冲击的跨境资本流入流出都是要受到严格约束和限制的。

　　但是以财政开支刺激经济的设想，没有大幅削减军事开支，并对1%的上层富贵阶级加税的话，以美国当前的巨额负债处境是没有希望做到的。而民主和共和两党日渐融合立场的选举政治，让2013年前后都没有推出新的罗斯福新政的确定性。罗斯福在1935年说，美国人必须弃绝那种经由过度利润而致富，并制造出过度的私人权力的想法；贫困的人不是自由人；社会公正，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眼前明确的目标而不是遥远的理想；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主要义务是要用它的权力来消除贫困、确保生存安全，确保生命不受重大风险和衰败的威胁，确保人们拥有住所。但从里根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兴盛，以及美国对冷战的全盛结局让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让今天奥巴马甚至不敢在美国重复罗斯福的政治理念，而罗斯福还是美国历史上最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总统之一。

　　当前美国从经济、社会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处境，恰恰印证了波兰尼的预言：自由(freedom)成为了那些收入、闲适和安全根本无需再扩大的人群的独享；而那些仅有一点微薄工资的人们的自主(liberty)，也仅仅是徒劳的想通过民主权利(democratic right)去争取那些有产者肯用他们的权力，给靠微薄工资生活的人们只砖片瓦的庇护。事实上，美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已经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比现在的民主党更为左翼，或者来自现在的民主党左翼部分的独立第三政党，来改变美国政治、挽救美国经济。但是，这除了会分掉现在民主党的选票外，更大的困境则来自这一个左翼政党根本不会有钱，让它不可能在美国金钱选举政治中存活。一位在多年前的数次选举中次次投票反对里根的美国民主党党员对笔者说，这第三个政党去哪里找钱组织竞选？今天美国的唯一希望，是剩下的99%的人，还可以以占领华尔街、拿回美国的运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的惊艳之处，还在于它不仅仅可以用于解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迁，还可以解释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向运动和变迁。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在明年召开。一些地方也出现了领导人竞相向民众承诺公平、福利和发展的喜人态势，让社会各界都对中国的公平充满希望。其实，在美国和中国都在面临的艰巨经济转型任务中，中国比美国仍然还有的优势。未来十年，中国需要让99%的民生利益得到制度性的保护；同时还应及早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参考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制度，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组织和农会组织，并改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基层工会，如此，才能在中国的社会根基层面为后二十年的改革，培育具备竞争能力、能够理性对话的有组织的社会各阶层团体。否则，市场化就只能成为维护少数人极端自由的又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