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理论与实践零的距离

　　2011年3月16日,高培勇被增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是个人的荣誉，因为他是财政学专业获此身份的第一人；这更是财政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凸显了财政学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高培勇说，他有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幸选择财政学作为专业和职业，更有幸亲历财政学越来越发挥它的本真作用——

　　覆盖全部 牵动大部

　　还是那样的忙碌，还是那样的谦逊。在那间堆满书籍更显狭小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

　　以财政学的名义，高培勇被增选为学部委员。“如果说这是一种荣誉，它应该属于财政学科。”高培勇说，这说明财政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 本报记者 贾学颖

　　成 长

　　理论与实践零的距离

　　一段没有空白的经历，像一根有方向的丝线，牵引着他，在财政学领域不断开拓、不断深入。

　　高培勇与财政学，有渊源。他是77级第一届本科生，按照他的说法，误打误撞地选择了财政学。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直到现在，他没有离开过财政学的教学与科研。

　　高培勇先后在天津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专职做过财政学教员，如今又在中国社科院专门从事财政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他走上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岗位，他又开始一边从事财政学的教学与研究，一边从事与此有关的教学与科研管理，并在两者之间不时转换。纯粹的学者往往注重考虑“应该是什么样”，而从学者转换成管理者时，往往考虑的是“事实是怎样的，应当并且能够做什么”。他在管理者和学者之间转换角色的过程中，对财政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也非常享受这种转换过程。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引起了财税界的关注。于是，一些机遇顺理成章地眷顾了他：

　　1997年4月16日，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为国务院领导和各部委办负责人作税收专题讲座；

　　200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作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的讲座；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他的讲座题目是“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2010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他讲“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这四次的机遇，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财政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来说是很少见的。更难得的是，这四次机遇让他的学术研究直接深入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层面——财政学的理论与实践在高培勇的学术生涯里实现了无缝对接。

　　亲 历

　　财政改革顶层设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成就了这样一个学科，也成就了他财政学教学与科研不平凡的历程。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与中国整体改革相伴的中国财政领域的改革已经走过32年，在此期间，无论是财政学学科建设层面还是在财政运行实践层面，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而30多年来有关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最重要、最实质的发展轨迹，以及标识未来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最重要、最实质的发展取向，非“公共财政”莫属。可以说，在以往的30多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事项，都是在公共财政这条线索上进行的；几乎所有有关中国财政学学科建设以及其他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归结到公共财政这条主线上。

　　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且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的背景下，为了跳出“跛脚”式调整的局限，从根本上走出财政收支的困境，1994年，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财税改革大幕拉开了。

　　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那一轮税制改革，其基本原则被界定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这16个字，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冲击力，因为它毕竟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并基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体系的目标而形成的。

　　1997年，税制改革过去了3年。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便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税收问题，显然也是党和国家关心的一件重要大事。

　　于是，就有了高培勇第一次进中南海，为他教学生涯中官阶最高的一批“学生”讲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表面上，这是国务院领导听取税法专题讲座，其实质，则是对1994财税体制改革作评价和分析。

　　毋庸置疑，1994年我国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在新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改革，财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有了稳定的渠道，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基本形成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税体制框架。

　　然而，无论是支出一翼的调整，还是以税制为代表的收入一翼的变动，所涉及的终归只是财政运行体制机制的局部而非全局。零打碎敲型的局部调整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财政运行体制机制的重新构造，并将局部的调整纳入整体财政运行体制机制的框架之中，是不能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的全部，甚至不可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运行体制机制。

　　1998年12月15日，当时主管财政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代表决策层宣布——构建中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意味着财政改革的公共化目标最终得以确立。

　　高培勇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至此，分散于中国财税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线索浓缩为一条主线——给予顶层设计，从整体上布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

　　于是，如何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如何让公共财政从理论研究尽快落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对此，政府依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理念的转变直接关系改革的成效，2000年元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政专题研讨班开班，主题就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设。高培勇回忆说，这个班不敢说是绝后，但绝对是空前的：当时的江总书记，如今的胡总书记，以及朱镕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自讲课；学员都是省部级主要领导，连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来了。这种研讨班并非年年举办，只有国家遇到大问题的时候才开办，可见这是财政大事，也是中国改革道路上的一件大事。

　　这期研讨班，高培勇被委以重任——为中国的公共财政理论定调。作为一位唯一以专家身份的授课者，高培勇在进行充分准备后，用了整整3个小时，以《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为题系统阐述了中国公共财政的理论框架体系。

　　2010年1月8日的这次讲课，也进一步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财政工作的一个体现。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财政问题的课虽然是2010年讲的，其实高培勇和贾康在2009年初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明白，这次讲课是要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提出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框架10周年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2010年9月底，高培勇再次走进中南海，这次的任务，是要为高层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连他自己接到任务时都有疑问，这个题目似乎是政治学领域的内容，他没有系统研究过，怕胜任不了。但领导的解释是：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主要靠政府实施再分配来调节或解决。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财税作为基本手段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培勇是合适的人选。

　　高培勇的这4次讲学经历，似乎可以为人们理清一个思路：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财税一直是打头阵的，而且也一直是作为主线索的。

　　体 会

　　财政作用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

　　有关改善民生的诸方面政府职能事项中，首当其冲且具有打基础意义的，是财政上的安排。

　　财政作为“庶政之母”，对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发挥着重要的保证作用。高培勇说，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了财政学这个学科，并且以这个学科作为工作研究领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更让他幸运的是，他不仅有机会亲历一些有关财政这一领域改革问题的讨论，而且越来越体会到财政领域不断拓宽，不断延伸，财政不断发挥其越来越本真的作用。

　　在高培勇的大学时代，财政学最初是被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后来又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财政学等同于公共经济学。而公共经济学的范围之广，就不言自明了。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财政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整个政府的经济活动都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政府的经济活动又不仅仅限于财政收支。高培勇深有体会地说，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拓宽过程一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对接，人们肯定会发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财政学都是非常综合的学科，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是经济学领域中最为综合的学科之一。

　　从2007年开始，一个词汇再一次把财政推向践行政府意志的前沿——改善民生。围绕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问题，各级政府部门推出一系列改善民生的举措。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改善民生均是党和政府工作中引人注目的重头戏。

　　在有关改善民生的诸方面政府职能事项中，首当其冲且具有打基础意义的，是财政上的安排。在政府为改善民生而可操用的诸多棋子中，财政是一枚分量最重的棋子。在政府为改善民生而需安排的诸多工作中，财政是不能不凸显的一条主线。因为政府要执行的任何一件事情，也就是政府的任何一项职能实现，总是要同财政收支联系在一起，总是要靠财政资金去铺路。通俗地说，就是“钱到，事才能到，政府的职能才能到”。所以说，要实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战略目标，当然离不开财政这个财力基础。

　　一旦财政与政府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并试图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彼此交融中做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立刻可以发现的一个事实是，财政在介入政府职能以及整个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度、广度、途径与方法上，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

　　在政府层面，政府的各种职能都是需要通过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来推进的，比如说公安部门、社保部门、教育部门等。有多少职能就要相应地设立多少部门。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哪一政府级次，政府所设立的各职能部门中一定有一个财税部门，而当人们把财税部门的职能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职能比较就会发现，只有财税部门的职能能够覆盖所有部门的职能，能贯穿于所有政府部门的职能之中，其他部门最多是交叉关系，但绝对不是全面覆盖的关系。只有财政部门的职能是全面深入、全面覆盖于所有政府职能部门。其道理不难解释，政府干任何事情都需要花钱，而钱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之所在。

　　在市场层面，市场主体要么是企业，要么是居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关系。而只有政府的财政职能，能够贯穿和深入于所有的企业和居民。中国也好，世界也罢，没有哪一个企业或居民能够逃脱或游离于财政活动的牵引之外，因为任何企业和居民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者，也都是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享用者。从这个角度看，财政确确实实是最综合的一门学科——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

　　财政学的发展领域是不断拓展的，财政活动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活动。谁也否认不了，当今的世界，包括总统的竞选、政府的更迭、争取选民，都可以看到财政的影子，财政都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牌。

　　责 任

　　为中国道路做点实事

　　他的研究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和改革主题，他的思想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着力推进的财政大事而展开。

　　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如果说前30年，我们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有相似之处，后30年我们所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独树一帜的，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发展轨迹。

　　高培勇认为，我们的发展轨迹似不可用所谓“中国模式”来概括，“模式有僵化之嫌”，最适宜的表达可能就是“中国道路”。而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来源。他说，作为财政学人，他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深入于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以期形成完整而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

　　高培勇说，有幸生长于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有幸站在中国社科院财经科学学术重镇的平台上，他有这样神圣的使命感：一定要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建设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也就不难理解，此次学部委员的增选思路：在众多学科中，能从财政学领域增选学部委员，本身也说明财政学科的重要性，说明财政的职能在政府各个职能中相对重要的地位，也说明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30年前高培勇无意走进了财政学的大门，30年后回头看他感慨万分——好像在高山之巅俯视山下的一切美景。他说，这个学科需要去体会，体会庶政之母覆盖全部、牵动大部的本真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