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增长重心东移下的中美博弈

　　张抗

　　在当今世界诸多不确定性中，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的重心正在东移，由此引发的地缘格局变化将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战略思维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发展重心东移

　　进入本世纪以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OECD国家，而后者中又以东亚和南亚国家整体发展速度最快，中国和印度是其领跑者。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到2010年，全球按汇率计算的GDP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92%，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的增长均低于世界均值，分别为3.95%和6.70%，而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却明显高于世界均值，分别为17.24%和12.35%。

　　200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GDP在全球中的份额分别为30.88%、26.40%和14.47%，而到2010年却依次降为23.30%、25.88%和8.68%。与此相对应，200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在全球中的份额分别仅为3.72%和1.49%，而到2010年却依次上升至9.34%和2.44%。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已经移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南亚弧形地带。

　　十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量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跃居第一位，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和第二大对外净债权国。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带动下，东盟十国的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以可靠性较大的2009~2020年间计，世界GDP平均年增率为4.1%，美国和欧盟分别为2.57%和1.99%，而中国和印度分别为8.17%和7.62%。

　　能源消费增长东移

　　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东移同步的是能源消费增长重心的变化。

　　二战后，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其原油绝大部分流向大西洋两岸，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可以说中东廉价的原油助推了西方的经济复兴。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迅速发展，分流了部分中东石油的出口。上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促使世界地缘格局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已完成。

　　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资料，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世界基础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和核电，未计入新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增率为2.67%，其中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的年增长率仅为0.20%，而亚太区的年增长率为6.34%。在亚太区内，2010年日本能源总量年增率为-0.29%，而中国和印度却分别达11.54%和5.18%。这表明世界能源消费的增长正在转向东方、转向东亚—南亚弧形地带，其中又以中国和印度的增长速度最快。中、印两国的能源消费量在世界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9.02%和3.44%分别上升至2010年的20.65%和4.38%。

　　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构成的变化。2000年到2010年间，以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共计，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量年增长率为-0.17%、1.20%和-0.74%，其煤炭消费量呈明显降势，石油呈微弱降势，天然气增长高于本地区能源总量增速。显然，该地区能源构成有明显改善。但在亚太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消费量年增率分别为2.63%、6.92%和9.34%，其煤炭消费年增率明显高于6.34%的能源消费总量年增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已从传统的煤炭出口国变成重要的进口国，而且进口量在迅速增加。

　　能源消费重心东移直接影响到国际油气贸易格局，特别是油气进口的地区构成。从2001年到2010年，北美、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呈降势，其间年增率分别为-0.14%和-1.51%；欧洲呈微弱增势，年增长率为0.01%，这是由于欧盟东扩，新加入的原华沙条约国家仍处于石油消费和进口增加的状态。如仅以“老欧洲”而论，其石油进口年下降率比美国还大。

　　反观东亚和南亚地区，其同期石油进口年增率为3.81%，其中中国达到16.29%。另按欧佩克统计公报的资料，印度2000年到2009年间的石油进口年增率为6.32%。从2001年到2010年，北美和欧洲的石油进口总额占当年全球石油进口总额的比重从57.4%下降到50.7%，而东亚和南亚的比重从35.9%上升至45.1%，其中中国的比重从3.6%上升至12.5%。预计在2013年左右，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将会超过北美和欧洲。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中的预测，2009年到2020年，世界能源需求平均年增率为1.8%。美国和欧洲的年增长率仅为0.43%和0.55%，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值均值。而中国和印度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58%和3.19%，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值。因此，世界能源需求增长重心东移的趋势至少要持续到2035年以后。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与东亚—南亚弧形带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不仅是能源消费量、进口量的猛增，而且也带来其他原材料(包括农产品)消费和进口的高速增长，使国际资源价格大幅上升。这可能会成为东亚—南亚资源进口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美国：战略东移中的旧思维

　　世界经济、能源增长重心东移的地缘格局成为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原因。面对经济上快速崛起的东亚—南亚弧形带，特别是对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与之在经济上“论伯仲”的中国，美国加强了遏制。为此，它使用了传统的招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拉拢东亚和南亚各国，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密切与美国的关系，望其成为盟友甚至可为之火中取栗的马前卒；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强其在亚洲边缘的设子布局，强化东亚—南亚的军事存在，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所谓第一、第二岛弧的军事力量。

　　于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空前活跃，特别是越来越多地介入东亚，欲以APEC代替东盟，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干扰和取代东盟与中、日、韩(10＋1、10＋3)日趋发展的自由贸易区。总之，要削弱中国的影响，使美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者。

　　在传统的霸权思维下，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看到任何可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国家出现，其重点防范目标就是中国。但更多美国人看到，中国的稳步崛起是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从美国利益出发，中美之间也需要更加广泛深入的经济合作和平稳的国家关系。因此，对于美国当权者来说，可谓是“无可奈何要合作，情不自禁想遏制”。

　　面对实力日增的中国，美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和意愿直接对中国发动军事上的进攻。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中同时包含着合作和遏制两方面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如面临大选这一特殊时机)不同问题上，这两方面表现的强弱可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努力争取，合作会有增强的趋势。如果说这次的“重返亚洲”有什么战略新思维的话，它可能就表现在这里。

　　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这些老战略，中国人并不陌生。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壮大，而美国及其发达国家的盟友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连续打击下，面临比新兴经济体国家更深重的困难。虽然美国在军事上仍是全球霸主，但其综合国力，特别是财力已趋下降。在经济上，美国无力自保，因此在拉拢控制亚太国家上也显得力不从心。

　　相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与中国有日益密切的相关性。这些国家的某些当权者可借美国以自重，也可为了选票而鼓噪民族主义情绪，但绝不会替美国打头阵而使自己坐失经济发展的良机，更不要说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冷战结束以来，一场场局部战争和巨大的军备投入是美国国力衰退、赤字空前高涨的原因之一。在美国某些军人和政客眼里，为遏制中国而在亚太的“布棋”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得意之作”，但从经济上看，却是在已经出现裂缝的航船上又加上若干沉重的负担。

　　中国：以改革促稳定

　　入世十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贸易形势严峻，短期内难以出现较为平稳发展的宽松环境，以初级产品出口形成巨额国际贸易量和顺差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全球性的通胀，特别是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对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和防通胀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都迫使我们在国际经贸和进出口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国内经济宏观结构上已出现多方面的失衡或不协调，其中有的还很严重，影响到经济运营、社会稳定、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我国GDP增长明显高于7%的发展速度有必要适度降低。无论是从当前入手的治标还是从长远的治本来说，调结构直接决定着保增长、防通胀的实现。

　　在能源方面，首先是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近十几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总是提前达到发展规划的目标，致使多数年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0.5，2003年至2005年甚至达到0.93~1.60。节能作为能源战略第一要义的观点并没有落实。在讨论“十二五”规划时，不少专家建议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9亿吨标准煤以下，但规划初步定为41亿吨标准煤，在各地指标不能下压的情况下还可能上升至42.5亿吨标准煤。如按此计算，“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将为0.6~0.75，可能高于“十一五”的水平，节能计划可能会再度落空。这将给以后的发展和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

　　其次是基础能源的构成。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煤炭作为最主要能源是可以理解的，但煤炭消费增长过快不但导致能源总量快速增长，而且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首要因素。这不仅影响到人民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使我国在环保和减排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十二五”期间必须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坚决扭转煤炭在能源比例中持续升高的局面。而最为现实的“抓手”是加大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为此要使天然气来源、数量、品种、供销方式等因地制宜地多元化。当然，从中长期看，还要稳步地发展核电、水电和新能源，在争取国内石油稳产或有所增加的同时扩大石油进口量。

　　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能源构成的改变归根结底要靠体制改革。这已成为不可回避、刻不容缓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回顾、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认识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格局变化，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新思维以指导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