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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南合作喜忧:深层次的矛盾将逐渐浮上水面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2-13 10:51 来源: 《财经》杂志

  随着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走向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将逐渐浮上水面,不可不早为之计

  【作者:《财经》实习记者 胡维佳 本刊记者 左璇 刁晓琼 】

  因与中国农历春节假期重合,和往年相比,2012年1月25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少了些中国政要和知名企业家的身影,但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依然热力不减。

  欧美经济不景气,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仍保持较旺盛增长,且彼此间贸易涨势喜人,由此不论是“南方丝绸之路”“新兴市场的走势”,还是“全球中产者的崛起”,相关论坛总是人气旺盛,甚至人满为患。一时间,无论是“金砖五国”携手发展,还是“南南合作”再上层楼,均成为热议话题。

  然而,无论是南非总统祖马“我们生产自己消费的,消费自己生产的”宣言,还是巴西发展银行行长卢西亚诺·科蒂尼奥(Luciano Coutinho)所说的“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工作岗位”,都让人们感到随着新兴经济体间的合作走向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将逐渐浮上水面,不可不早为之计。

  新“南南合作”盛景

  1月26日,汇丰集团在瑞士达沃斯主会场附近的一处酒店组织了一场规格颇高的早餐会,出席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和巴西发展银行行长卢西亚诺·科蒂尼奥等,观众中还有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等媒体精英和学界名流。

  在是次早餐会上,汇丰集团隆重推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称这条路在21世纪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据“南方丝绸之路”报告主笔、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预测,未来几年中,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将成倍增长,从而建立起新的陆运、海运、航空运输以及电子商务贸易路径。此外,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将建立起“南南”经济链条,“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和政治版图”。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为这一前景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2011年中国对南非进口额增长115.2%,巴西37.3%,东盟24.6%。目前中国已成为巴西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新兴市场国家间不断增长的贸易,是南非能够避免欧债危机直接冲击的关键。” 南非贸易部长罗伯·戴维斯(Rob Davies)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

  另据南非标准银行集团介绍,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占非洲每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份额已从1999年的17.7%左右上升至2010年的25%。

  此情此景远非上世纪70年代“南南合作”的倡议者们所能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年“南南合作”的提出是为了通过加强合作,改变南部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强调的是“南”“北”的对抗性,而现在 “南”与“北”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不复当年的语境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财经》记者表示,“南南合作”这十年才有实质性进展,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加入WTO后,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生产网络之中,从而与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贸易额高速增长。

  “脱钩(decoupling)已然发生”,朱民对《财经》记者表示,新兴经济体总体来说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快两三倍,这样的趋势估计还会持续下去。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为8.4%,而巴西和南非在克服滞胀等因素后增长率均接近3%。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南非为例,2000年至2006年南非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8倍。这为另一个时兴概念“GEM”(全球新兴中产者)的提出营造了基础。

  普华永道在达沃斯论坛期间高调宣布,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约40亿人口人均收入正在提高,“全球新兴中产者”将成为下一个巨大市场。现在进入这一市场正当其时,容易培养这些地区的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度,将来随着“新兴中产者”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多元化,先行企业将获得巨大利润。

  “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从一个更加富强、稳健的非洲经济中获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的10亿人口将是中国产品的消费群体。”南非标准银行集团驻北京经济学家史杰文(Jeremy Stevens)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甘心”的资源出口者

  就目前而言,新兴经济体尚未成为彼此主要的最终产品消费国。

  在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占很大比例。2010年巴西主要出口商品为非结块铁矿石及其精矿、原油、大豆,而南非主要出口商品为珍珠、宝石、贵金属及矿产品。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生产的重要一环,加工生产过程中对能源消耗的巨大需求使中国形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的进口能力。

  2010年中国能源总消费为22.75亿吨标准油当量,而巴西仅为2.65亿吨标准油当量。2011年中国进口原油2.54亿吨,成品油0.41亿吨,铁矿砂及其精矿6.86亿吨。

  中国所进口的原材料中的大部分是生产成制成品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出口排名前五位的最终目的国(地区)依次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仅对此五个发达国家(地区)出口达到中国出口总额的47%。

  中国这种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出口制成品的贸易方式正在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阻力。南非贸易部长罗伯·戴维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表示,相比贸易规模,他更在意贸易结构,“总的来说,南非向中国出口的都是初级产品,例如未经过深加工的矿石原料,而向中国购买的却基本都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他希望,南非能向中国出口更多高附加值产品,以改变出口主要由矿产原料等初级产品构成的现状。

  早在三年前,巴西发展银行行长卢西亚诺·科蒂尼奥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希望以后巴西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除了铁矿石、大豆,还包括造纸设备、橙汁、乙醇、机械设备、发电设备,同时巴西的服务业也可以延伸到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姚枝仲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现在“南南合作”的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成长,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巴西、南非等国家资源行业的投资力度,此举引起了巴西、南非等相关国家对自身经济安全的关注。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实就矿产国有化展开了辩论,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政府尚未就此国有化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事实上,即便国有化真的发生了,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也将保障目前矿山所有者能得到应有的赔偿。” 罗伯·戴维斯对《财经》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资源采取了出口限制政策。

  2010年印度宣布,将铁矿石块矿出口税率从之前的10%提高到15%,意味着每吨矿石的出口成本大约会增加5美元到6美元。据统计,此前一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28亿吨,其中从印度进口占总量的17%。

  2010年圭亚那木材出口价格大幅走强,紫檀依贝价格上涨至每立方米1950美元,但圭国林业委员会表示,尽管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仍将坚持限制原木出口政策,并进一步加大对林业出口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另一方面,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复制,而美债与欧债危机所造成的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意味着整个发展中国家外部市场“蛋糕”变小了。姚枝仲表示,印度和巴西均志在成为制造业强国,为保护本国工业成长,两国对中国产品频繁实施反倾销措施。

  资料显示,目前对中国提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2009年1月至8月间,在全球经济危机状况进一步恶化背景下,中国共受到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来自印度22起,居第一位,其他国家如阿根廷10起,土耳其6起,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等各2起。

  以基建为纽带

  如何弱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张蕴岭表示,中国需要适当改变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减少简单的初级原材料进口,加强资源的当地开发,“这也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

  南非贸易部长罗伯·戴维斯的表态印证了这一判断。“南非希望今后出口的矿产品不仅有刚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原材料,而且有经过处理和萃取的制成品。我们将致力于挖掘选矿业的投资机会,并会适时向中国投资者开放市场。” 罗伯·戴维斯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过,实现资源当地开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南非标准银行集团驻北京经济学家史杰文分析指出,如果非洲在出口之前就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的话,未来的现金流量就会放大,“但在此时此刻,由于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融资渠道上遇到的重要瓶颈,再加上治理和管理不善导致情况恶化,非洲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非洲需要首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清楚,因为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非洲国家还无法利用其低工资的成本结构并进行充足的投入。”

  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南非铁路营业里程仅2.09万公里,为中国的23%;管道输油(气)里程3000公里,为中国的3.8%;发电量2596亿千瓦时,为中国的6.2%。

  国税总局前副局长、中国式“马歇尔计划”的倡议者许善达表示,如果中国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商业性合作将双方的利益诉求组合在一起,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我们一起把蛋糕做大了”。许善达说。

  在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看来,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将触发“南南”经济链条进一步深化。迄今为止,中国的巨额储蓄大多流入了美国国债市场,但随着中国与南半球之间的联系加强,已经改变了中国东部省份经济面貌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开始改变拉美、中东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面貌——这意味着更多的码头、公路、铁路和机场。

  许善达表示,中国投资在满足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同时,可以带动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一方面中国企业可承担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工程所用的原材料等货物将带动中国出口和企业在当地投资设厂,2011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已达1492.3亿美元。

  他提醒,下一步资金带动的产能输出将帮助中国找到新的外需增长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互补的模式将弱化“南南”经济链条中的竞争关系及由此产生的各项纠纷,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中国分享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

  核心业务位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En+集团旗下拥有全球最大的铝和氧化铝制造商及全球最大的独立水利发电制造商,在其首席执行官阿特姆·伏里涅茨(Artem Volynets)看来,中俄之间围绕能源合作进行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化发挥了正面积极的作用。

  “一些人总强调要‘保卫’西伯利亚,但最好的‘保卫’西伯利亚的方式是对其进行发展。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的资源出口获取发展的资本,另一方面双方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密切合作和由此产生的利益共享使得西伯利亚不那么需要‘保卫’了。” 阿特姆·伏里涅茨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基建合作力度正在加大,如设立投资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但许善达认为,“这种投资规模还远远不够,投资规模至少需要千亿美元数量级。”他同时表示,把资金投向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要减少购买美国国债,“这涉及到转变中国政治外交格局的问题,会比较复杂。”

  推动这种新“南南”经济链条要求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打通“南南”资金流动屏障。许善达指出,中国式“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目前受制于中国自身政策体制限制,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结汇制度。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拥有大量外汇,商业银行和企业如需外汇,必须用人民币购买。而人民币具有升值预期,预计一年可升值5%-6%,企业投资很难弥补这个损失,因此没有购买外汇的需求,结果就是大量外汇滞存在人民银行,购买美国国债。

  作为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许善达认为现在中国掌握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像工商银行这样的金融企业,却没有足够外汇对外投资,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许善达指出,可以尝试鼓励商业银行以人民币为抵押发行美元债券,利率高于美国国债,这样央行利用外汇向商业银行购买美元债,而商业银行用筹集到的外汇发放贷款,可以获得5%-6%的回报,将其中1%-2%付给中央银行作为美元债利率,还可以余留3%-4%的利润。

  “通过体制改革,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打通‘南南’经济链条,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而且将带动中国产能出口,同时使得实体行业受益。”许善达对《财经》记者说。

  贸易结构调整之难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资金投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源当地开发比例,带动中国产能出口,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契合点,但改善中国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竞争关系,优化双方的贸易结构,尚需时日。

  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仍然主要位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依然较大,2011年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比例达到40%。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实际年平均工资增长率高达10%以上,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加工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将会加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使中国需采取新的 “南南合作”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姚枝仲分析指出,在新“南南”经济链条中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简单加工的模式,进行产业链升级,向价值链条两端延伸。逐渐从一个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南南”价值链条中的主导者。

  然而中国若不实行制造业转移,将意味着市场所产生的消费需求主要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能所占据。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产品短期内难以在中国找到市场需求空间,高端产品与欧美商品相比又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大规模转移制造业之前,中国很难成为“南南”经济链条中的最终消费目的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的不平衡将很难逆转。张蕴岭表示,中国同东盟已建成自由贸易区,但越南同中国贸易仍长期处于逆差。“除资源外,越南缺乏对中国出口的优势商品,对此越南方面意见比较大。”张蕴岭对《财经》记者说。

  姚枝仲认为,中国现在还未到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的时期,但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减弱,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关键只是时间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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