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路风潮正在跨行业跨地区传播

　　老板为什么要“跑路”？

　　“跑路”风潮正在跨行业跨地区传播

　　本报记者 武文静报道

　　从去年4月开始，就不断曝出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消息，至今，老板“跑路”潮仍在继续上演，“跑路”这一现象也从温州商帮扩大到了鄂尔多斯、长三角等地，所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

　　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宏观政策从紧的大背景下，房地产、钢铁、造船等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近年来过度扩张，风险意识薄弱，当诸多市场因素综合发力时，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引发了企业老板“跑路”。老板“跑路”折射出民营企业哪些生存困局？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板“跑路”问题？

　　一跑了之

　　自去年4月以来，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不断有企业老板因无力还债“跑路”：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等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值得一提的是，温州曾创下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的纪录。

　　老板“跑路”事件仍在继续上演。龙年伊始，长三角地区又曝出钢贸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消失的新闻，且“跑路”老板的企业规模也上升至涵盖担保业务和钢贸市场的“集团级”，在钢材流通业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几乎在实体企业出逃的同一时刻，房地产开发商也成为“跑路”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刚过，湖南长沙就传出了麓山里佳园开发商“跑路”的消息。当然，地产商卷款潜逃也非长沙所独有。据报道，自限购实施以来，安徽、成都、长沙、天津等多个城市不断传出开发商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消息。

　　“在全行业的调整过程中，前期过于激进投资的企业，房地产行业出现这样的个案是正常的。”亚豪机构市场总监郭毅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从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消费，到2011年的限购、限贷，全面紧缩，如果企业完全跟着政策走，从2008、2009年加大房地产投资，那么项目上市正好遭遇2011年的史上最严厉调控。

　　“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货币政策是导致老板跑路的根本原因，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欠佳，实体经济经营难度提高，导致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再加上部分企业的融资能力匮乏，在面临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部分经营者不得不选择放弃经营。”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祸起高利贷？

　　从源头来看，很多老板“跑路”源于无法偿还高利贷。自去年开始的银根紧缩，银行更愿意将钱贷给央企或政府直管的投资公司，民营企业贷款变得更加困难。从银行借不到钱，这些老板也不能眼睁睁坐以待毙，只能铤而走险依赖地下钱庄。

　　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用于放高利贷的资金也变得供不应求，这又助推利率大涨，借贷成本大增，风险也越来越大。而民间借贷“资金池”枯竭，则直接导致了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对于这些“跑路”老板来说，从求助于高利贷的那一天起，就注定崩盘，只是早晚的事情而已。因为任何制造业的利润都难以支撑高利贷的利息。原本利润就不怎么丰厚的民企，借资高利贷犹如饮鸩止渴，最终反倒葬送了企业的未来。

　　“高利贷是民间信贷的一种，民企在融资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出现高利贷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金融垄断，按照部分企业老板离岸原因的分析，我国的民间信贷缺乏合理监管，导致民间信贷投机风潮大幅增加，进而给产业经济造成影响，致使大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形成跑路潮。”白朋鸣说。

　　不可否认，现存的金融体系存在弊端，同样这些弊端给民营企业的经营带来很大困扰。但也有专家提出，这并不能成为老板“跑路”推卸责任的主要理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企业内部运营、投资和筹资等都是有问题的。以房地产开发企业“跑路”为例来看，开发商“跑路”并非完全是因为政策因素使得房企资金链断裂，而是企业自身也是在豪赌房地产，所以不应该为老板“跑路”叫屈。

　　对此郭毅则表示：“企业是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3年时间，由大力支持到严格限制，这样的政策转向也确实太快了，并没有给企业留下调整的时间窗。因为从买地到销售的房地产开发周期就长达2年，只留下一年时间让企业应对政策变化，太困难了。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而且，从市场层面来看，政策鼓励，企业以谋利为目的，大举扩张增加投资也是响应政府号召，但到了该出成果的时间，政策却大转向了。”

　　“跑路”or申请破产

　　从结果来看，老板之所以选择“跑路”，肯定是经过利弊权衡的。如果不“跑路”，民营企业还有别的选择吗？“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在有人愿意接盘的情况下，还可以卖股权卖地。但就算有人买，企业和土地的价值也会被大幅低估，只能是贱卖。”郭毅说。

　　按照国内现行的法规，在我国企业法人达到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条件时，唯一能够合法退出市场的途径就是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当债务和债权人申请破产，并经过法院同意后，其他企业资产立即被冻结，法院就会成立专门的小组清理破产资产。而此时，债权人无法找债务人拿到欠款，只能找到法院。

　　“虽然拿不到钱，但事实上很多债权人仍可以给债务人打电话，催促其还款。虽然法律上有规定债权人在整个破产过程中不得离开住所。但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已申请破产的老板则可能逃跑。”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玺尚瑞资讯公司高级顾问姜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企业来说，哪怕是债权方来说，这条路不仅程序复杂、耗时耗力、成本最高，并且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借的是银行的钱，可以走法定程序合法地退出。但现实是，很多“跑路”老板借的是高利贷，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走司法程序自然更是难上加难。

　　老板宁愿“跑路”也不愿意申请破产，这也是目前缺少破产法保护的无奈之举。对此，白朋鸣表示，这不仅仅涉及到我国的相关法制健全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应的社会监管问题，一方面，高利贷行为在我国存在监管上的缺失，导致企业经营出现破产后，企业经营者为了躲避除法律约束之外的惩罚，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特殊举措。另一方面，在相关企业经营监督欠缺的基础上，企业经营者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试图利用跑路来保存一部分资金。

　　解决“跑路”难题

　　“老板‘跑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产业角度来看，经营者放弃产业发展将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社会投资情绪来看，老板跑路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正常发展，有可能影响到后续的经济投资等问题。”白朋鸣说。

　　此起彼伏的老板“跑路”潮将对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在国内外经济放缓和宏观政策从紧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板“跑路”问题？

　　白朋鸣表示，解决老板跑路问题，政府应当发挥行政作用，从经济政策以及监管方面彻底解决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当利用监管能力对相应的高成本民间信贷进行管理，以此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可控；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有一定的定向宽松行为，以保证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能够获得适量的融资支持。

　　姜维认为，当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时，相关部门就应当作出评估，看这个企业还有无“救活”的希望。同时，政府应当出面，延期债权人的追讨，延期税收的缴纳，让企业得以喘息。然后再通过“输血”的方式，使企业的生产步入正轨。因为对于债权人而言，负债企业正常运营并获得利润后，其债务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偿还。

　　据了解，美国的破产法中，一旦破产申请通过，此时就进入了“自动终止程序”，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债权人不得催债，也不能给债务人打电话和写信，债权人甚至可告其骚扰。事实上这就给破产的企业一丝喘息，让债务人对案件进行思考，找出一条重组或清算的途径。

　　此外，也有专家建议，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联手，搭建一个银行和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的平台。确实有很多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死了，但是也有的企业，只要借到了钱，它又活过来了，而且还活得很好。对于那些有潜力的企业，需要通过这个平台对其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