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俊杰：重视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提案

　　光明集团副总裁 葛俊杰

　　实体经济主要指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实体经济直接创造财富，是一国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还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2年经济工作必须做到“四个牢牢把握”，包括“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理念扭曲，实体经济难以吸引到足够的资源和人才。近些年来，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投机盛行。首先是股市暴涨暴跌，大幅脱离实体经济的表现，价值投资成为空谈；再次是房地产价格的突飞猛进，演绎“只涨不跌”神话，引发全国性的房地产投资投机热潮；最后是大宗商品、字画古玩等理财产品投机盛行，“蒜你狠”、“豆你玩”等炒作事例层出不穷。价值理念扭曲，投机盛行，是对实体经济最大的威胁和伤害：因为大家都企图“一夜暴富”，所以没有优秀人才愿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做实业，一点一滴积累竞争力；因为大家都信奉“一本万利”，所以资金、资本纷纷涌入金融、房地产，而忽视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做过金融的不愿做实业，做过房地产的不愿再做金融”，过度投机所带来的“抽血”效应，严重挤压了其他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实体经济既缺乏足够的资金资源投入，又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最终必然是产业空心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丧失。

　　二是现行利率制度下银行坐享巨额利差，过多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银监会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全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6.3%，远高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25.4%)。银行轻松获取巨额利润的重要原因，就是存贷款利差比较大。目前我国实行管制利率制度，银行存款一年定期利率为3.5%，而一年至三年贷款利率为6.65%，五年以后的贷款利率更是高达7.05%，一笔交易银行可以轻松赚到至少300个基点(1个基点等于万分之一)的利差，而在成熟的市场上，能达到20个基点就很不错。实际上，银行的巨额利差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的，突出表现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上升上面。比如，2011年上海51家市属企业集团财务费用同比增长42.7%，远远高于销售收入增长的速度(17.5%)。

　　三是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较快，实体企业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保障民生的主力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载体。指望金融等虚拟经济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实体企业稳，职工就业才能稳，背后千千万万的家庭才会稳。但是，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总体较快，有大幅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迹象，对部分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实体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2011年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2%。随着按小时计算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企业整体薪酬水平也随之向上位移，企业人力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随之抬高。上海市属企业集团(不含金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6年的3.14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6.4万元，5年间翻了一倍有余。而即使在上海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内部，也有不少微利经营的中小企业，较快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对这些企业形成了不小压力。劳动力成本脱离实体经济过快增长，将会给实体企业带来伤害，最终也会伤害到就业和民生。

　　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倡导正确的价值理念，打击投机，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实体经济，从价值理念角度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重点报道和表彰在实体经济领域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做出成绩和贡献的优秀企业家和职工。同时，坚决打击投机，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让房价回归理性；对投机性行业的过高回报采取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对高息民间借贷所得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整顿理财产品市场乱象。通过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调整实体经济与投机性行业的回报率，纠正经济运行的价值导向，引导投资者回归实业的偏好，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格局。

　　2、降低利差，确保实体经济的合理利润空间。

　　目前我国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都是由央行决定的。特别是由于存款利率是固定的，而贷款利率是可以浮动的，在央行限制了贷款利率下限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可用基准利率乘以0.9至1.7之内的系数来确定贷款利率。由此，央行通过控制存款利率的上限与贷款利率的下限，自然就形成了被调控的存贷利差。可以说，利率管制等“金融行政垄断”是导致当前存贷利差较大的制度性原因之一，这种不公平市场竞争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体现。因此，有必要推动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既要逐步扩大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又要加大贷款利率的下浮幅度，逐步让存贷款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实现合理的社会平均利润率。

　　3、完善财税制度，降低实体企业税收负担。

　　我国税收增长连续十多年超过GDP增速的两倍，特别是我国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而由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太低等问题突出，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减税力度，势在必行。对企业集团合并纳税，可以作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便利举措。目前我国实行合并纳税制度的企业集团范围过窄，而且只把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纳税企业，建议扩大合并纳税范围，让更多从事实业的企业集团享受到减税好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外也减少税收征收对象和征管层次，提高征管效率。

　　4、把握工资增长的节奏，给企业转型留出时间和空间。

　　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消除物价上涨对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影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实践操作中，应考虑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把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节奏和幅度，给企业和产业留下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从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角度，政府可考虑减少一些提供较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费负担，为企业分担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部分成本，使其不至于破产关门，尽可能保留就业岗位，避免失业率上升，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