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政府本身，因此“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本刊记者/赵杰 王全宝 (发自北京)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改革”成为核心词，通篇出现该词语高达70次。

　　“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改革的着力点定于收入分配。

　　当天下午参加《报告》分组讨论时，迟福林表示更关注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改革还远未到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阶段的改革将是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而要推进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这种改革，关键在于建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结构。

　　收入分配改革或提速

　　《报告》中提到的70次“改革”，不少集中于今年的重点领域改革部分。其中格外引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关注的，是第一项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他认为，通过税改实现结构性减税，会有助于收入分配格局调整。

　　《报告》强调，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报告》同时指出，要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对2011年工作回顾中，温家宝坦言，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根据《报告》，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8.4%和11.4%。从这组数据分析，居民增收未能全面跑赢GDP。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达到11.4%，是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增长最快的一年，超出GDP增速2.2个百分点。但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对此不能估计得过于乐观，因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多年来形成的局面，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只有农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才有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据悉，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酝酿多年，一直没有推出。“解决思路已经很清晰，可方案具体什么时间出台，还没有时间表，难点在于调节利益分配。在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部门利益、行业利益越来越突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要约束自身利益，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迟福林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打破垄断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对国有垄断企业的过度保护，在制度上造成不公，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员工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此观点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商华所认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当多银行高管年薪动辄过百万，这既加大了行业之间的差距，又影响了社会分配公平。

　　他建议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央银行应当研究制定商业银行薪酬监管规定，加强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进行指导、限制，防止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过高，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和行业公平。

　　就下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建议由“三个突破口”入手：建立健全工资的正常增长和制度保障机制；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温家宝强调，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这使得大家对于未来的政改充满期待。

　　毛寿龙认为，在经历了“很难过”的2011年之后，今年各方面形势“更严峻”，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领域的改革刻不容缓，至于政改则需要找到突破口。今年作为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改革会较多集中于微观领域，真正的政府改革或会在明年有较大进展。

　　《报告》针对政府改革指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坚决纠正粗暴执法、渎职失职和执法腐败等行为。

　　“政府改革的重点在如何转换政府职能。”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要学会善于运用权力，政府运用权力不是用来管制，而是要学会运用权力为群众服务；政府运用权力不在于管制企业，而要做好各项社会服务职能。要加强行政监督，公开权力运行机制，在阳光下依法行政，还要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据巴特尔介绍，2011年，在审批事项上，内蒙古下放了约70%的审批权。

　　叶青把政府改革的难点归于放权，“原来在计划时期的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时代应该下放，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很多部门不愿下放权力，导致整个经济不活跃”。

　　5日下午，广东代表团全团开放。全国人大代表、该省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广东“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汪洋还说，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真正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提出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政府本身，因此“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其核心环节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同一天，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杨雪冬撰文《用政府改革撬动改革僵局》，认为《报告》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认识中国政府改革前景的文本。“政府改革之所以越来越艰巨，许多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部门的利益受到了根本的触动和挑战，政府已经成为了改革的对象。”

　　由此，杨雪冬认为，政府本身必须解放思想，主动实现从改革推动者向改革针对者的理念转变，并通过更加有效地下放权力，约束权力来确定自己的新位置、新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将政府改革难点归于传统行政体制惯性思维难以破除。他认为，加快推进政府改革，首要围绕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效率和水平两方面入手，江西的做法则是让群众参与评议政府改革。

　　迟福林则倾向于把“顶层设计”作为突破口，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这一呼声在政协经济组4日的小组讨论会上获得不约而同的支持，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就提出，要解决问题，不能从一个方面看，“现在到了需要宏观考虑的时候”。并认为，要继续前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竟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