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炮制千万高利贷骗局 一张白条骗取千万巨款

　　“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张国芳还有上线，而且这个上线林万雄还是浙江某党校的领导！”

　　2012年3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集资诈骗案进行二审，身陷其中的多名受害人气愤地告诉记者，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让他们轻信了这场骗局。

　　张国芳，正是这场骗局的主谋。记者在庭审现场也见到了她：不足一米五的矮小个子，肤色焦黑，梳了一把不足一寸长的马尾。从长相到穿着，看起来是个十足的农妇，并无半点经商的样子。

　　而围着她转的一群人，从公务员到小贷公司，不少人明知这是一场骗局，却还从中抽利抽成，帮忙伪装，最后盘剥的是106名受害人，骗取资金高达4399万元。

　　相关受害人说，“4399万元算的仅是银行转账有记录的，有些人借的是现金，相关部门不认可。加上之前借贷的已经还了的，这个案子涉案至少上亿。”

　　一张白条骗取千万巨款

　　张国芳既没有办公场地，也没有工商执照，更没有工作人员，只有从笔记本上随随便便撕下的白纸做的借条。

　　许瑢是张国芳的初中同学，她告诉记者，张国芳的不少亲戚均是公务员，在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这也是许多受害人认为最可信的理由。

　　殷爱敏是最早接触张国芳借贷的人之一。她回忆说：“1999年，张国芳姐姐的同事，也是在镇政府工作的，带着张国芳来借钱。她们向我介绍张国芳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在江西拍下了一块地，急需凑笔钱把土地拍下来，并承诺拿到土地后能赚一大笔钱，肯定能把钱还上。”

　　殷爱敏说，一开始她并不相信，于是张国芳拿来一张两万元入股当地供销社的股金凭证做抵押。见到了真实的凭证，殷爱敏拿出两万元借给了张。两个月后，张如数归还并给了200元利息。

　　渐渐地，张国芳开始用别的理由向殷爱敏等人筹钱，当然好处也是不少的：一般是月息2分，具体多少是看人下菜碟，有多的也有少的，但肯定比银行利息高得多。就这样，张慢慢地在大团镇的亲友关系中有了“知名度”和“信誉度”。

　　许瑢告诉记者，2007年前后，张国芳开始游说自己，一会儿说投资在江西的房地产卖得慢需要钱周转，等卖出后很快就有钱还；一会儿说在安徽省广德投资了汽配城、在安徽歙县投资了房地产，投项目要钱，周转也要钱；一会儿还说在上海市杨浦区有15套动迁房，等世博过后套现可以赚好几倍，但是也需要钱……无数的理由，骗得许瑢一次次地拿出现金，直到最后拿出房屋地契做抵押借钱给张。

　　受害人徐英英等人告诉记者，跟张国芳见面谈事一般都是在受害人的家里，有时候是被张国芳喊出去捏脚、洗头等，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正式的公司。

　　但就是这样简单到没有一点可信度的骗局，仍让大量受害人趋之若鹜。案发后，司法机关认定张国芳骗取资金高达4399万元。

　　中间人吸血获暴利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在旁“撬边”(上海话，即充当托儿)的人。第二被告石玉娟、第三被告徐玉仙即是这样的身份。事实上，她们仅是这群“撬边模子”的典型代表，未归案的还大有其人。

　　“石玉娟50多岁，是她们之中最年轻的，之前是我们镇上商业社的会计。商业社倒闭后就下岗了。”许瑢告诉记者，第一次庭审时张国芳供诉，自己原本在2007年就已经资不抵债了，当时本想变卖家产宣布破产，但是石玉娟坚持让张国芳继续想办法弄钱，才有了最后关于“杨浦15套拆迁房”的骗局。

　　相关资料显示，张国芳曾在2007年时因购房而认识上海正浩房产经纪公司的丁冬亮。2009年8月底，在石玉娟的陪同下，张、石两人找到丁冬亮，以2000元好处费诱惑丁，让其帮忙出具一张金额为350万元的、在杨浦区购买15套拆迁房的收据。2010年7月15日，两人又找到丁，要求帮忙出具一份虚假的《房地产代理合同》。

　　正是拿着这两份虚假的材料，张国芳等人大肆行骗。

　　张国芳的供诉显示，一开始，石玉娟和她也是借贷关系。自2005年起，石玉娟不仅自己借钱给张，还充当起了“放贷”的角色。张国芳坦承，自己按4%-8%的月息支付给石玉娟，而石玉娟则按2%的月息支付给下线，从中赚取息差。至案发，石玉娟共计取回本息600多万元。

　　徐炎芳、徐炎娟姐妹两人共计被石玉娟骗得300多万元的房屋贷款。所幸在石准备给张放贷时，已经案发，徐氏姐妹追回了这笔本金，但其余投入仍未追回。

　　石玉娟的违法所得去了哪里呢？石的儿女亲家叫凌季平，也是在当地放高利贷的。之前石跟他有过借款，于是用银行转账的形式归还了资金。但该案的司法审计报告显示，仅银行转账有明确记录的，石支付给凌的资金就比凌之前支付给石的资金多了109万余元。

　　其余的资金石玉娟均不承认去向。 或许正是高利的诱惑，从借贷人转变成撬边模子的还有徐玉仙等人。

　　“徐玉仙之前是我们当地税务所的公务员，和石玉娟一样，也算是有脸面的人。退休后，就帮着张国芳一起搞借贷。像徐玉仙、石玉娟等人的身份，我们根本想不到他们是骗子。”一位受害人对记者说。

　　张国芳的证词也证实，第一次向徐借钱是1998年。后来徐在明知张的借钱理由是假的情况下，仍然对外吹嘘张国芳的实力来筹钱，不断寻找下线提供给张国芳借贷，而自己则从张国芳处赚取高额的息差。例如，徐从未跟张一起去江西、安徽等地考察项目，但却对众人宣传自己曾亲自考察过上述项目。

　　最夸张的是，到2010年案发的最后关头，徐仍跟着张到处骗人要钱。要到钱后，直接以“知道你是骗人的，你不给我这些钱我把事情说出去”为由将钱据为己有，一部分去填自己跟下线的借贷窟窿，一部分利息则赚入自己的腰包。

　　农村借贷乱象

　　而让这一案件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借贷体系的鱼龙混杂。

　　本案的受害人大多是本分的农民、工人，资金实力有限。但是作为在上海拥有一套住房的本地人，尽管其住房不是在繁华地段，但这房子还是相当值钱的。

　　张国芳等人游说受害人，拿自己的房产证去小贷公司抵押，称在小贷公司产生的利息等一切费用均由张国芳负责支付。而从小贷公司抵押贷出的资金，则直接由张国芳等人提走。

　　“我们有的人房产证被抵押在上海南汇融和小额贷款公司，有的在上海南汇银泰小额贷款公司，有的在上海万得福典当行，还有的抵押在私人老板处。”受害人许瑢告诉记者，这些小贷公司也难辞其咎，他们从来都没有对受害人提示风险，现在出了事就将受害人的房屋以高于原抵押款几十万的价格转押出去赚取差价，或者逼着受害人借债赎房。

　　“小贷公司借钱给张国芳，能收张国芳很高的利息，具体是张国芳和小贷公司签的合同，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抵押房子借给张国芳能拿到2.5%的月息，小贷公司肯定拿的比这个多得多。”殷爱敏告诉记者。

　　张国芳案似乎还有隐情。受害人告诉记者，此次庭审张国芳第一次提到林万雄是她的上线，以前仅说是和她合作在江西、安徽等地投资房产的合伙人。

　　“林万雄以前是在驻大团镇的某部队干部，退伍后去了杭州，担任某党校的领导。林妻过继给张的母亲，而张的女儿则过继给了林万雄，双方关系十分亲密，称为‘亲家’。”

　　而记者在查找资料中发现，只有浙江省省委党校函授学院副院长跟林万雄同名。此林万雄究竟是不是张所指的“上线”或者“幕后老板”，还未得到相关部门查证。

　　记者拿到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林曾以证人身份证实，2003年至2005年间，他陪同张国芳就一些土地投资项目进行前期工作，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如2003年，张在上海市奉贤南桥镇购买一块地基，后因土地性质有问题而于2004年6月10日收回购地款；2004年8月21日，陪同张到安徽广德县城查看汽车城招商，但没有谈妥任何投资意向；同日，又到安徽宣城察看一块土地，但没有与任何人有接触。

　　这次庭审中，被告之一石玉娟反复强调自己要坦白、要把资金的去向说清楚。每次谈及“曾见到张国芳将两麻袋钱装上车”，即被法官以“要正确回答法官提问”为由阻止其讲“与该问题无关”的话。

　　受害人纷纷表示愤慨，连起码的知情权都被法官喝断。而据受害人陈述，石玉娟所谈之事，是张国芳曾将两麻袋钱装车送去外地。但是他们也不确定是送往哪里，毕竟没有听完石玉娟的陈述。（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