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交通系统干部因腐败落马 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元

　　交通建设地带：贪官“百慕大”

　　作者：■本报记者孙永剑

　　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建设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在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下，容易使地方交通部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地方交通厅长因此而纷纷落马。有识之士指出，应尽快改变"政企合一"的交通投资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近年来，随着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而与此成正比的是，各地方的交通厅频频发生厅长、副厅长因腐败而落马的事件。日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兼党组书记陈明宪，因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投标等环节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

　　据公开资料显示，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新疆、四川、广东、湖南、江苏、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10余位交通厅(局)长相继落马。新疆自治区交通厅原厅长阿曼·哈吉被"双规"时，曾发出的感慨似乎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他说："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那么，这么多的厅长们究竟跌落何方，吞噬他们的黑洞究竟暗藏何处？

　　显然，一个黑洞不可能吞噬这么多高官，在黑洞的底下似乎还有黑洞……

　　新闻已不再是新闻

　　又一位交通厅副厅长落马了。

　　日前，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微博(http://weibo.com)上透露：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兼党组书记陈明宪，因在高速公路工程招投标等环节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

　　据湖南当地知情者介绍，案发前的陈明宪生活极度奢靡，大约两三年内，其一直住在湖南五星级酒店--华雅国际大酒店。令人气愤的是，陈明宪住在酒店的费用每年达四五十万元。案发前，陈每天晚上打麻将到凌晨两点，和他打牌的老板都会主动输几万元。资金雄厚的华雅国际大酒店老板李伟军与长期住在此的陈明宪近水楼台，投资了湖南高速公路众多项目。3月初，李伟军已经被湖南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据介绍，陈明宪在任湖南路桥集团总经理期间，湖南路桥完成不少经典工程，如长沙湘江猴子石大桥、广东江门潮莲大桥、黄山太平湖大桥等。而这几年大桥坍塌事故，几乎都有湖南省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身影。2007年6月，广东九江大桥被船撞断；2007年8月，在建的湖南凤凰沱江大桥垮塌；去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塌陷。面对接连发生的事故，众多媒体将责任直接指向时任工程负责人的陈明宪。

　　然而，触目惊心的陈明宪案件并非个案。本报记者网上调查发现，在陈明宪之前，已有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兼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杨志达、新疆自治区交通厅原厅长阿曼·哈吉、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原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全、安徽省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兼党组书记张昆桐等等，相继落马。近年来，交通部门腐败案件高发已不算新闻，甚至曾有某省四任厅长前"腐"后继的记录，多少令人叹为观止。

　　权钱失衡后的天堂与地狱

　　这么多交通厅干部因腐败一个个落马，而且涉案金额动辄上亿，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在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公仆"们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的腐败"百慕大"？

　　这其中，尤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案件发人深省。据报道，至案发时，卢万里及其腐败团伙在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因而成为轰动全国的交通系统第一腐败大案。卢万里也被依法执行死刑。在侦查过程中，卢万里个人被依法扣押、冻结的现金、存单、房屋等款、物折合人民币5540多万元，其中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2577万余元，尚有2643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卢万里案之所以惊人，不仅在于涉案金额巨大，更在于其对于权钱的贪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捞不到权就捞钱"。1997年贵州省政府换届，有一个副省长的职位空缺。已经调任省交通厅长的卢万里认为此缺非己莫属，谁知副省长之位最后却旁落他人，卢万里因此心态严重失衡，转而寻求经济上的满足。

　　交通厅综合计划处处长周明中说，卢万里身败名裂完全是咎由自取。卢个人独断专权，狂妄自大，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对下属动辄随意训斥，厅机关各处室的人都不愿接近他，对其敬而远之。而其腐败团伙中的众兄弟，则对他惟命是从，尊称"大哥"。

　　权与钱的魔力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送人上天堂，也能让人下地狱。2005年，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险些命丧黄泉，他在一审即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毕从58岁至案发前的短短5年内受贿1000多万元。毕玉玺交代，他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曾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毕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

　　而毕玉玺的落马同样源于"仕途不顺"所导致的心理失衡，这一点在本质上与卢万里没什么两样。据承办此案的506专案组负责人、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彭唯良介绍说，如果说，随着手中权力越来越大，捞取钱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贪欲成为毕玉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那么心理上的失衡则是他质变的催化剂。毕玉玺发现周围与他同期提拔的干部现在大多都已经升迁，只有自己不受重用，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偏激。金钱的欲望与心理不平衡互相交织，更促使他能捞则捞。

　　而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被"双规"，则为"交通厅长现象"续写了新一回合。当时有舆论认为，杨志达案背后隐藏的潜规则完全可以"升华"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这一点从杨志达的"职务之便"之中可见一斑：1995年出任省公路局局长后，次年4月就将湘耒高速公路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一把揽入怀中，亦官亦商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曾任该省交通厅副厅长的马其伟落马后，与之关系"非同一般"的杨志达非但毫发未伤，反而权力急剧膨胀，集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省高速

　　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数职于一身，党、政、企"三栖"了。

　　在旧中国官场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讽刺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的经历表明，他的"得道"给家人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横财"。张全当时是主管高速工程的副厅长，北京一家大公司的河北分公司经理陈某自然也想到给张全送点好处。2003年春节前，他们给张全打电话以"过年"为由，想去家里拜访。而张全则选择了避而不见。

　　"那就让他儿子来拿。"陈某设法将张全的儿子张冀鹏约到河北宾馆，并将一个白色手提袋交给张冀鹏。张翼鹏把袋子拿回去给了张全，张全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大捆百元钞票，每捆10万，共20万。就这20万，让张全在办案人员面前彻底缴了械，张全不得不交代受贿这20万及另外多起受贿事实。在他任交通厅副厅长期间，逢年过节或开会时，下面的人数千数万地给他送钱，是经常的事。

　　"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新疆自治区交通厅原厅长阿曼·哈吉被双规时，如此幽了自己一默。而实际情况是，在若干次重大交通腐败案件当中，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由一人牵出多人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例如，2004年8月19日，安徽省纪委、监察厅通报了上半年查处的5起重大腐败案件，其中包括安徽省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在内的4名厅局级干部和一名在国有企业任负责人10年的党政干部被查处。

　　这5起重大违纪违法腐败案件包括：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案。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陈历任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他利用干部提拔、调动，协助承揽工程等大肆收受钱财。办案人员先后从南京、济南、合肥等地起获被陈转移、藏匿的现金、存折、债券等近千万元。原宣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增军案。赵自1994年以来索取、收受开发商、个人贿赂和礼金礼品，将自己应支付的费用拿到有关单位报销，违纪金额达190万元。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案。他与妻子弄虚作假，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开发出售，牟利140多万元，其中李兴民夫妇获得80余万元。

　　政企合一的温床亟待铲除

　　综观陈明宪、卢万里等人贪污受贿案，无一不是权钱纠结后的失衡所致。交通部门出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有识之士指出，有关部门尽快改变"政企合一"的交通投资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新疆、四川、广东、湖南、江苏、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10余位交通厅(局)长相继落马。而高速公路造价畸高、还贷不到位、收费价格过高，以及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近万元等现象，均是社会上颇有异议的热门话题。针对交通系统屡屡爆出腐败大案，许多人甚至戏言：交通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后面直通着监狱，而一条高速路建成也就意味着某些人的腐败之路已经走到了头。

　　公开资料显示，在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中，中央财政投入只占15%，地方政府、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却占到80%以上。因为中央财政投入在高速公路投资中只占很少的比重，项目、资金、市场的"三集中"，使高速公路建设权绝对地掌握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手中，"交通厅长现象"的出现于是便具有了先天土壤。

　　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大幅攀升，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接近10%，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自筹。财政部的官员介绍，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结构里，国家(包含中央与地方专项资金)投入占7%左右，车购税投入也在7%左右，国内贷款40%至50%，地方自筹25%至35%，剩下的为外资或其他投资。

　　从大背景看，这是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而腐败的产生，恰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制度转轨尚未完成，一些部门的权力寻租容易出现失控。具体说来，交通部门之所以腐败高发，与该领域的运作模式密切相关。交通领域高度封闭、政企杂糅的"四位一体"投资体系模式决定了，交通部门的权力含金量非同一般，腐败、寻租的空间和诱惑必然难以抵制。

　　交通部有关专家指出，这一阶段，除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的高速公路公司管理比较规范外，地方为提高筹资力度，普遍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进行建设，大多数高速公路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主管部门与公司两位一体，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

　　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建设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在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下，容易使地方交通部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地方交通厅长因此而纷纷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