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观察：改革成为关键词

　　推动力来自哪里、改革路径是什么，依然深陷利益博弈之中

　　继两会之后，改革再次成为2012年博鳌论坛的关键词。

　　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博鳌开幕式上特别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面对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破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是要靠改革开放”。

　　金融改革、国进民退、企业准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改革，被博鳌论坛上政商两界的大腕们热议。

　　最热门的话题：温州金融改革

　　话题大热，但改革的困难在为期3天的博鳌论坛上已初见端倪。

　　4月3日上午，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被十多名记者层层围堵在发言台上，已经足足10分钟。“在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上，很多国家都是由中小金融机构承担这个职能，但我们这方面的发展慢了一些。”他说。

　　李参加的是博鳌论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分论坛，但会后被围堵追问最久的，却几乎都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相关问题。

　　这不奇怪。6天之前的3月28日，国务院刚宣布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这被解读为酝酿多年的金融改革终于拉开了帷幕，温州试点及民间金融破冰也自然成为本次博鳌论坛上的焦点。

　　因为话题大热，本次博鳌论坛还专门设立了“民间金融与银行业的开放”分论坛，讨论的主要是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观众座无虚席。

　　不过，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在为期3天的博鳌论坛上已初见端倪。

　　已年届古稀的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全国政协前副秘书长保育钧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拿出自己为温州改革试验区做的简报。他需要戴上眼镜、眯起眼，才能看清自己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做出的笔记：

　　“‘依法组建村镇银行’中的‘依法’指的是什么法？按照1998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民间资本是不可以组建商业银行的。‘符合条件的小贷公司可以组建村镇银行’的‘条件’是什么？由谁来定？什么时候出？”

　　顶层设计VS自下而上

　　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哪里，是顶层设计，还是自下而上？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保育钧把自己的疑问带到了论坛现场，紧接着他的质疑拿起话筒的是招行行长马蔚华。

　　“民间借贷的借、贷双方都在一个地区，相互之间信息很对称，两人一说一拍即合，你能承担，我就能给。作为商业银行，我还是非常支持发展民间借贷的，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它都是银行业不可替代的补充。”

　　中、农、工、建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集体缺席本届博鳌论坛，只有马蔚华现身博鳌。作为唯一一位出席论坛的商业银行行长，他坐在台上一众嘉宾的中间。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温州将出现的由民间资本转型而成的村镇银行，对现有商业银行的影响”时，马蔚华回答，“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既要有银行，也要有大量银行以外的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

　　“保会长和马行长的看法其实是相反的。”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刘二飞在论坛结束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保育钧看来，温州金融改革的主推动力和中国的多次重大改革一样，源于倒逼机制。

　　“改革开放的几个试点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底下闯出来的。被上面认可了，才总结归纳，而后推广。”保育钧说，“我现在对顶层设计要打个问号。”

　　“中国金融管理机构一行三会(指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最多管到县一级，保险和证券最低是地级市。而改革试验区大多在县以下的地区。上面管不着，底下不敢管，在金融管制的空白区域内，司法就横插一手。”保育钧担忧，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细则中的许多模糊的用词——“依法”、“研究”、“条件”等，也许会使之沦为一纸空文。

　　但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现阶段金融改革还要靠顶层设计主导，“金融改革要自上而下改革，这涉及到国家的宏观政策、监管和法律框架”。

　　4月3日下午，分论坛“金融危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新挑战”上，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以及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薛琦等“大腕”就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主力是市场还是政府机构，展开了激烈讨论。“作为监管机关来说，我们首要任务是维护投资者的权益，防止系统性的风险，保持市场的效率和活力。”庄心一说。

　　民资如何与国企博弈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回答完“不知道脏话门事件”后，没有理会“给民企分羹”的话题。

　　博鳌论坛上，国进民退一直是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话题。

　　4月1日晚间举行的“能源/资源：供需双方的对话”论坛上，面对记者提问的“如何看油价上涨脏话门”和“何时可以给民营企业分一杯羹”，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回答完“不知道脏话门事件”后，没有理会“给民企分羹”的话题。

　　当天举行的省长晚宴上，傅成玉遇到了保育钧。“他(傅成玉)对我说，‘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应是国进民也进。’”保育钧说，“我当时回答，‘有本事到国际上和国际大企业去对打，在家里拿着政府的钱和民营企业掐什么架。’”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不应是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让国有资本从竞争性国企中退出来，让其民营化。

　　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蒋锡培则呼吁：“政府的政策环境要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要退出来。此外，民营企业的税费成本现在占到销售收入5-10%，比美国、日本、欧洲都高了不知多少。”

　　在“2012改革急行军”的行进中，如何在国有企业与民间资本之间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关键点，将成为一场难度极大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