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关键看演员

　　　　编者按：二十年前，温州曾经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后来却因为害怕风险裹足不前，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此后，温州在全民借贷的畸形之路上越陷越深，最终在去年引爆信贷危机。

　　危机催生了新的改革。3月底，国务院批准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无论对民间金融，还是中国经济来说，这都是一次不容错失的机会—— “温州悖论”长久地困扰着中国经济：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脉通道，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至于如何改革，坊间关于“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的争辩尚未有结果。也许，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剧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员的表现。

　　已过花甲的杨嘉兴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重拾旧业：1986年，他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次年，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撰文点评：“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然而，此后十余年，现实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民间金融创新却停滞不前。

　　1995年，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之际，安全经营了10年的杨嘉兴全身而退。自此，他一直密切关注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试图东山再起。

　　之后，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新非公经济36条”，以及2008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放开，然而杨嘉兴却只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终于，2012年3月28日，他等来了这辈子最大或许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当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这也让杨重燃“民营银行家”的梦想。在4月13日温州当地的一个关于金融改革的公开论坛上，他忘情高呼，“我们这批人再次向金融机构进军的时间到了！”

　　第二条，破局的“试金石”

　　在国务院交给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在3月28日这一天，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几天后，温家宝在福建调研时指出，打破金融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思想”。

　　“我这里坦率地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温家宝在调研中说。

　　中国现有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系偏向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一直备受融资难的困扰，尤其这两年随着央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贷款变得更难。催生民营银行对改善整个垄断失衡的金融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本次温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贴上了打破金融垄断的标签。

　　然而，备受期待的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两项内容，在《总体方案》中被淡化，这也令一些市场改革派人士有些失望。

　　尽管民营银行的提法被弱化，但《总体方案》还是发出了积极信号——政策层面肯定了民间资本可发起新型金融组织。

　　舆论普遍认为，在国务院交给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温州本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和投资家把中国当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统称为“伪民营银行”——尽管民营资本占大股，但行长任免是由政府部门而不是股东决定。

　　社会各界简直是拿着放大镜、“字斟句酌”地在研究第二条的这两句话，即“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杨嘉兴的希望也就在这条。如果这条意味着民间资本，包括像杨这样的自然人，可以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不仅投资主体是民资，而且也是由民资自己而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来管理，那么杨的梦想就有望实现。

　　“只要银行不参股，是大是小、什么名称都没有关系，哪怕再小搞个金融服务社都行。”杨嘉兴说。他只希望能有个国家承认的名分去做26年前他就已经在做的业务：做大银行不愿意做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贷款。

　　实施细则的出台和落实，也让杨嘉兴在内的温州民间金融人士翘首以待。尤其是第二条的实施细则，被广泛看成是温州这次声势浩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

　　失落的十年

　　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导致温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废食，此后十年时间里，温州在全民借贷的路上深陷泥沼，并最终引爆了大规模的高利贷危机，这也成为温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事实上，这并不是温州第一次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

　　早在改革氛围浓厚的1980年代，温州就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1984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私人钱庄，1986年诞生第一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随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诞生。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执行着市场化的利率。

　　当时，温州当地官员顶着各种压力，极其支持这些改革，温州民间金融得以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不过，发展的过程鱼龙混杂，也缺乏监管，“台会”由此盛行，并一度造成一场金融秩序的大混乱，甚至多次闹出人命。

　　那场混乱与随后的大整顿，让许多人都心有余悸。温州金融改革的步子，由此慢了下来，即使是后来央行批准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批准温州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其内容比本次改革还要超前：不仅提出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

　　央行行长戴相龙当年在温州调研后，曾公开表态：“温州市场经济活跃，发展富有活力，在此实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础和条件。”

　　当时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营资本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这面旗帜树立起来，吸引民资改造中小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这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再扩股；要加快农信社改革，吸引民间资金、更多农民入股，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比如乐清、瑞安农信社可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此外进行利率改革、建立小型投资公司、成立担保公司等等。

　　2002年，温州本地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就在戴相龙调研中表达了设立民营银行的意愿，这些温州民间资本甚至筹集了10亿，还从四大行挖了个行长，为筹建民营银行积极厉兵秣马，但银监会对此事始终未作批复，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戴相龙温州调研前后，关于民营银行的争论已经波澜四起。反对的声音认为，温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最多时整个温州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温州民间资本也活跃在这些金融机构之间，尽管这些机构都限制民资的进入，但不少民营资本设法戴上集体帽子，从而成为实际的出资人。

　　由此滋生的问题是，一些机构一开始就把它当作圈钱的地方，出资人另外办企业并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的企业贷款，这样形成的坏账数额惊人。

　　这种野蛮成长的结果，一度造成金融混乱的惨痛局面。到了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温州也就被视为民间金融领域的“罪魁祸首”。

　　2005年，温州市银监分局和温州市体改委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这场改革于是无疾而终。事隔10年，温州再次来到几乎同一起跑线上，只是现在，曾经在金融创新领域一骑绝尘的温州已远远落后：温州没有如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样的新三板市场(即OTC市场，非上市公司股权场外交易市场)，温州没有本地的信托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屈指可数，而且几乎都没有投本地企业。

　　即使在温州人曾经领先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方面，台州、宁波等城市都已后来居上。“他们都是在学我们呢。”在1984年就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的方培林羡慕嫉妒恨。而温州自从上世纪90年代收编了私营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官方承认的民营银行。

　　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导致温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废食，此后十年时间里，温州在全民借贷的路上越陷越深，并最终引爆了大规模的高利贷危机，这也成温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高利贷危机”倒逼改革

　　“如果中央不马上批准在温州改革，让民间资金搞活，温州会死定的。”杨嘉兴说。

　　外界普遍认为，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直接促成了这次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温州。

　　然而事实上，早在2010年，刚刚履新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察觉到了温州的高利贷问题后，很快就决定以此为契机推动一场金融改革。

　　时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的史晋川就是当时为温州市委撰写改革方案的学者之一。2011年清明节后，史晋川任组长的浙江大学课题组完成了《温州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研究报告》。正是这份报告，成为日后温州上报国务院“综改方案”的蓝本。

　　温州方面将报告整合成一份“温州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方案向上申报。据史透露，当时温州市委领导带着方案“跑省里跑北京”，却“到处碰软钉子”。

　　直到2011年下半年危机浮出水面，震惊全国。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温州后，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才驶入了申报快车道。

　　不过，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缓解温州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举措，但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

　　记者从多方消息源证实，由于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温州民间信贷已基本“冬眠”，无论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都非常“惜贷”，跑路潮仍在继续——据多方消息，2012年1-3月，温州又跑了六十多人，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仍不断见诸报端。

　　而接下来的4-6月，随着新一轮还贷高峰的来临，危机或许还会升级。“接下来跑路的或许就是银行行长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温州银监局的资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已经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了十年来的历史高位。其中，一家国有大行温州分行的不良贷款达到20.9亿元，居各家银行之首。

　　伴随持续不断的跑路潮，温州的民间信用已濒临崩溃，一个电话就能筹资几百万上千万的日子已经过去。业内人士称，现在温州的银行一听到“永强”(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就怕，而全国的银行一听到“温州”就怕。

　　“现在外地商家一听到是温州的，都要求先交钱再发货。”一位温州本地企业家说。

　　“这种信用危机，几年都恢复不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温州苍南县“方兴钱庄”的创始人方培林说。

　　当银行和民间资金同时拧紧水龙头，人工、能源等成本仍在上涨之际，更让温州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开始出现罕见的“订单荒”。

　　据温州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2月温州外贸出口5.14亿美元，同比减少30.87%，环比减少更高达72.05%。其中受欧债危机影响，对欧盟贸易额为1.5亿美元，同比减少44.35%。

　　按产业分的话，温州典型产业鞋靴、服装、通断保护电路装置、眼镜及阀门2月的出口金额，分别同比下降为40.17%、47.86%、24.44%、51.13%和27.51%。

　　温州鞋业协会会长谢榕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温州鞋业出口第一季度高达15.3%的下降幅度，为“历年来所没有的现象”。

　　“温州经济正遭遇几十年未遇的困境。”鹿城一家小额信贷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总经理说。

　　温州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也是温州第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的创始人，更是极端悲观，随着未来两个月还债高峰的到来，如果银根再不放松，“温州民营企业可能全死光”。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温州人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以前所未有的仅5个月的速度获批给予了“民间”解读。“如果中央不马上批准在温州改革，让民间资金搞活，温州会死定的。”杨嘉兴说。

　　打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如何打通约8000亿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正是温州这次金融改革的着力点。

　　3月28日，当温州成立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消息一传开，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的办公室立马车水马龙。找他的人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陷入生存危机的企业家们，前来咨询这场改革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局？另一类是手握大量现金的企业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则是：他们能做什么。

　　这恰好就是温州悖论的集中写照：民间仍然有很多的钱却没地方投，而本地中小微企业又嗷嗷待哺。如何打通约8000亿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正是温州这次金融改革的着力点。

　　“改革主要是建机制。”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

　　这个机制，在浙大的史晋川看来，就是构建一个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即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贷款(间接融资)，而当企业要转型升级、融资数额大增的时候，则可以通过私募股权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场外股权交易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

　　2011年温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资问题上。

　　2008年4万亿时代中，银行行长们追着胡福林贷款，鼓励他投新兴产业。胡福林于是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阳能。然而2009年年底，银根开始收紧，胡买设备的钱已经支付，可设备还没有到位。无奈之下，他筹借了高达5亿的民间高利贷。

　　“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不太适合银行贷款，尤其是绝对不适合用银行的短期贷款。”史晋川说，“最好是股权融资，因为这种投资不是说一年两年就能收回来的。”

　　私募股权投资(PE)就是一种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投资，在企业上市后通过出售股权等方式套现退出的一种投资行为，通常需要经历若干年的投资周期。

　　“直接融资的问题，也就是地方资本市场发展，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温州金融办的张震宇说。

　　顶层设计VS基层设计

　　周德文更是直言，现在就要看温州地方官敢不敢把“乌纱帽放在桌上”。

　　与外界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普遍欢饮鼓舞不同的是，温州本地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颇为复杂。

　　感到振奋的人如温州中小企业的代言人周德文。2011年温家宝总理温州调研期间，周专门向总理建言温州试点金融改革并得到总理首肯。他告诉络绎不绝地前来打听投资机会的会员企业家们，这次，民间资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金融领域”。

　　悲观的也大有人在。在方培林看来，这次改革如果不是倒退(因为上世纪80年代温州就已经大量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并实际上执行市场化利率)，也至少是在原地踏步。

　　“不管改不改，这12条其实温州都在做。”他说，“这就好比两人结了婚，孩子也大了，现在你来发个结婚证。”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投资家更是从这12条中读出了“决策层没有人想真正打破金融垄断”。他说，除非诞生真正的民营银行，否则，“在温州办几家小贷公司就能打破金融垄断？在这12条里我看不出一丝曙光！”

　　相比乐观和悲观，持观望和审慎乐观的人似乎更多。

　　温州经济研究者、前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国务院的“12条”措辞模糊，但正好给地方提供了“想象空间”。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改革态度落实细则。“上世纪80年代温州私营银行诞生的草莽年代，连个影子文件都没有！”

　　评论者马光远也持相同观点。他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剧本，我更期待的是我们的温州‘演员’。”

　　周德文更是直言，现在就要看温州地方官敢不敢把“乌纱帽放在桌上”。

　　4月9-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到温州调研。根据公开报道，他的发言未有提及“打破金融垄断”，而是强调改革要立足温州实际，解决温州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突出问题。

　　不过他对温州说，改革“允许试错”。面对“尚方宝剑”，温州负责金改的一位官员在近期的一档财经节目中则表示，对他而言，这次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温州本地学者担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地方政府可能会趋于保守，事事请示，层层报告。

　　“中央是允许你试错，但一旦错了，你的官是升不了了。”温州本地一位熟悉官场的企业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至少，目前在如何阐释最关键的第二条，即能否诞生真正的“民营银行”，温州地方官员尚不能确定。

　　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明确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底民间资本能不能取代之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温州目前由明星企业作为主发起人的小额贷款公司能不能直接转制为村镇银行(这意味着同时保留对村镇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审批权在“银监会”。

　　而12条中的“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是另一个温州向国家争取的改革领域，审批权则在证监会。张震宇指出，温州希望私募债的价格能定在小额贷款公司(最高为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和银行贷款利率之间，“我们现在跟证监会在讨论”。

　　不过，就在温州金改获批前不久，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改革思路，尺度极大，令人期待。

　　在2012年3月1日出版的《中国改革》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撰写了《温州金融改革再出发——对温州金融风波的认识及推进改革思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温州要立足长远，本着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更大力度地推进金融改革。

　　文中所提的4条建议，前两条内容意味着温州将完全放开本地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村镇银行不仅要成为民资自主管理的民营银行，而且主发起人可以不再是企业，而是合格的自然人。

　　这些建议，除了利率市场化以外，都可置于措辞模糊的“12条”之内。现在人们最为期待的是，这些建议能出现在温州即将出台的改革细则中。

　　地下民间借贷“阳光化”

　　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害怕露富，特别是公务员和官员。作为借贷方的中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也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

　　温州几乎全民放贷，民间借贷规模大约有1000亿。如何让这笔庞大资金从地下走到地上，纳入规范化管理，亦是这次金改的重点。

　　就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正是这家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被赋予了“让温州地下借贷阳光化”的重任。

　　不过，公司开业的时间一拖再拖，其原因据说是因为投资人和政府并没有完全想好这个东西具体该怎么做。

　　首先遭遇的就是法律困境。由于旨在让地下钱庄阳光化的《放贷人条例》总是难产，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能向企业贷款的就只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如果向个人融资就是违法。中国因为非法集资被司法处置的案例从未断过。

　　当然，既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注册，那么企业向个人融资的行为就应该是得到有关方面默许的。

　　但是，真正要让借贷双方都有动力来这里登记，尚有许多难题。

　　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害怕露富，特别是公务员和官员。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据国家法律还要缴纳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而原来民间借贷因为是地下，所以没有纳税。

　　而作为借贷方的中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也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现在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就怕被银行知道，列为“关注”对象，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而且如果出现还贷逾期或者不还，不仅下调信用评级，企业还要面临司法诉讼。

　　“如果没有给放贷人保障，没有给借款人贴息，我干嘛来这里登记，不嫌麻烦吗？”方培林反问道。

　　企业一旦开张后，还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即如何平衡一家民营企业的逐利冲动和承担民间信贷“阳光化”重任这个准公益组织之间的矛盾。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本来是政府要办，但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政府办，“完全不可能办起来的”。

　　“因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临借贷双方需要缴税的问题。”该人士说，“另外，政府担心一旦有借款不还的情况，出资人会找政府算账。但其实投资总是存在风险的”。

　　所以温州政府后来决定让民间来办，并让鹿城区明星企业开元集团牵头。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徐智潜说，当前登记中心的运营费用是依靠向入场中介机构收取租赁费。“现阶段，登记中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带有公益色彩的纯服务机构。”

　　“如果亏损，那么财政会补贴一点。”徐说。

　　面对所有潜在的问题，作为股东之一的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强调：办法总比问题多。

　　“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服务中心，重新建立温州的契约精神。”上述知情人说。温州的信用重建并非一两天之功，也不是说设立了一个登记服务中心马上就能解决。“不过，这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的一步，一直坚持下去，路慢慢会走通的。”

　　链接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温州金融改革再出发——对温州金融风波的认识及推进改革思路》中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议：

　　一是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机构，取消计划审批制，实行登记备案制；

　　二是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发起人的资格限制，向合格的自然人投资者开放；

　　三是在温州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开展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

　　四是在温州试点建立OTC(场外交易市场或柜台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