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金融紧箍咒下的伊朗:华为中石油等逐步撤离

　　石油利益、政治选择与文化尊严——伊朗:被曲解的文明

    作者:蒲实 摄影:于楚众

    2012年4月，我们第二次来到伊朗。时隔5月，伊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11月，1美元能够兑换1.2万元里拉尔(伊朗币)，而现在1美元已能兑换1.9万～2万里拉尔。为控制外汇市场，一度，政府禁止外国人在自由市场兑换外币，本国的外币兑换也实行严格配额。欧美金融制裁的紧箍咒正在套牢。比利时全球银行间金融通讯协会(SWIFT)系统的制裁，使得涉及伊朗的银行间以美元和欧元结算的交易都难以进行，伊朗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几乎没有银行能够接受。这无异于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我们了解到，像华为、中石油、中海油这样的公司，正在逐步撤离人员，留守观望。

　　10年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以“邪恶轴心”的措辞，指责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为“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自1979年人质危机以来一直冰冻的美伊关系，再次恶化。此时，美国的反恐战争摧毁了伊朗的死对头——伊拉克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同时又陈兵伊朗东西两翼。加之伊朗与美国在海湾地区直接对峙，随着小布什政府中强硬鹰派主导决策，伊朗核问题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重点。

　　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就像被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此之前，两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都曾谋求改善美伊关系，试图建立商业合作和进行“文明对话”。2004年7月，哈塔米总统重启核计划，要争取伊朗合法的核权利。2005年，被西方称为“新保守派”的候选人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伊朗再次以它一贯的出其不意让世界关注。内贾德的背后，除了城市平民与乡村边远地区下层民众的支持，还有最高领袖身边的保守教士、经济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基金会，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巴斯基的力挺。曾主动寻求融入世界经济的伊朗，转到毫不妥协的反美外交轨道上来。绝对安全受到伊朗核计划挑战的以色列，频频撩起战争的预期；美国对伊朗30来年的制裁，此时更加步步为营；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威胁，波斯湾剑拔弩张。伊朗成为国际社会持续性焦点。

　　为什么是伊朗？

　　看一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从地中海到北京，从伦敦到新德里，从莫斯科到阿拉伯海画一条线，条条都经伊朗。伊朗处在东方与西方交界的十字路口。26个世纪以来，东西半球的融合与交汇都发生在伊朗——迁徙、贸易、文化交流与冲突，伊朗是必经之地。伊朗的地理资产，对任何一个帝国，都有不可忽略的战略枢纽价值，也决定了它的多舛命运。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在建立扩张中的帝国的过程中，无不侵犯、征服伊朗。一个又一个的波斯王朝被外来入侵者推翻，然后又建立起新的波斯帝国——安息、萨珊、萨法维、赞德、恺加、巴列维。

　　彼得大帝在遗嘱中将波斯湾和阿曼海的暖水当做沙俄帝国向世界扩张的关键因素，这样，伊朗与阿富汗都是必经之地。对大不列颠而言，伊朗和阿富汗对于保卫大印度斯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克什米尔)的英殖民地有着性命攸关的意义，也是阻挡俄国扩张主义的禁地——一旦俄国人占领了伊朗，哪怕只是伊朗东部的霍拉桑、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英国的世界大帝国就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因此，英国人在近百年中苦心经营，阻挡俄国人在兴都库什山脉的扩张。“二战”结束前，俄国在伊朗北部的实力超过英国，而英国在伊朗东部、南部、中央省和德黑兰则有着周密的布置。

　　“冷战”时期公认的第一场危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伊朗。当时苏联迟迟不愿从伊朗北部撤军，企图分裂伊朗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省。据说，杜鲁门当时给斯大林下了“最后通牒”。苏军最终在1946年5月撤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在他的《我对祖国的责任》一书中写道：“‘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的。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却首先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伊朗对于苏联，意味着对阿塞拜疆乃至中亚的控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写道：“阿塞拜疆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财富大瓶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果丧失独立，它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其中包括西欧石油消费国能够进入中亚的石油管道。对于美国而言，伊朗则处于遏制苏联最佳的地缘战略地带，是牵制苏联向南扩张、向中东和印度洋进攻的桥头堡。即使“冷战”结束，布热津斯基仍向美国警告道：“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的规模和范围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20世纪50年代，伊朗的命运被一场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革重塑。这就是：碳氢化合物时代的到来与石油生产重心的转移。1940年，中东还仅生产不到世界石油产量5%的石油，而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63%。到了1972年，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下降到22%；中东的产量从每日110万桶上升到1820万桶，增加了超过1500%！大型油田在中东不断地被发现。1948～1972年，中东的石油储量从280亿桶上升到3670亿桶，世界的每10桶新增石油储量中，就有7桶以上在中东发现。伊朗是探明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占全世界的大约11%。不仅如此，它还拥有占全世界17%的天然气储量，油气资源综合排名居世界前列。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波斯湾石油通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要道，每天通过的石油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1/5。这条石油生命线，握在伊朗手中。正因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伊朗国王在私下里说：“伊朗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当主宰石油的权力在中东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从西方石油公司手里转移到产油国手里时，巴列维的确一度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被《时代》周刊尊称为“石油帝王”。在他的统治末期，伊朗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美元，是当时中国的50多倍。1971年，衰落的大英帝国从海湾撤军，海湾地区一个多世纪来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就此告终。在尼克松主义的支持下，伊朗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伊朗的石油美元从美国换回大量的军火，成为世界排名第五或第六的军事力量。

　　伊朗之重要，不言而喻。

　　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一场伊斯兰革命，把这个亲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业大国拉出了高速现代化进程。伊朗历史再次以它的即兴、意外和颠覆性，震惊世界。就像当年，群情激愤的民众刚高喊支持首相摩萨台的口号，将国王父亲的雕像推到在地，几天后，正颓丧流亡罗马的国王竟然就在民众的簇拥下光荣归来一样；也就像库姆的神学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摧毁、又迅速崛起一样。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真实的革命，是一场从世俗化到伊斯兰的革命，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论完全相悖。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实现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尼，它激起的热情和巨大辐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同样重要。”如何解释这场革命，让无数历史学家着迷，却始终是个谜。但无争议的是，美国失去了海湾最重要的盟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骤然结束。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9·11”恐怖袭击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文明冲突的预言变为现实。伊朗与西方的对立，遂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没有哪国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样，仍津津乐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国。波斯波利斯的符号，频现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的时空发生着鲜活的关联。今天，伊朗人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但如果只强调古波斯文明的辉煌，那就会对伊朗文化的另一层面视而不见——伊斯兰文明，以及与之相联的萨法维、赞德和恺加王朝。诚如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先生所说：“谁能说，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为伊朗国教的王朝)的伊朗人就不是伊朗人？当你称赞波斯玻利斯的成就时，你怎能说，伊斯法罕(伊朗宗教名城)的哈柱桥不是与其媲美的文明遗产？”我们的此次旅途，经过诗酒风流的哈菲兹故乡设拉子，经过轻快优雅的“伊斯法罕半天下”，经过严肃凝重的圣城马什哈德，还往返于伊斯兰共和国的两大权力中心——德黑兰与库姆之间。什叶伊斯兰的纯洁性与伊朗民族的感性奔放以神秘的不同比例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这些名城不同的气质。进入20世纪的伊朗，正是从它的这两层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着平衡。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自负和强硬，有时显得超出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观念中的世界，就不会再觉得他们不可理喻。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几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开始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注意，当时是波斯侵略希腊。波斯人曾创造了与爱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罗多德曾观察到，没有哪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说谎视为最丢脸的事。但这种历史经验已与现实相去甚远。熟悉伊朗的人说，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有六七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你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与伊朗人聊历史，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欺骗”与“阴谋”的语汇，对外来势力多疑，并有强烈的抵触。历史学家埃尔顿·丹尼尔在他的《伊朗史》中写道：“作为个体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伊朗的历史，就在伊朗人捍卫领土、资源、认同与独立身份的探索与努力中展开。

　　

　　英国的伊朗裔历史学家霍玛·卡图兹安对伊朗历史的感悟，最让我触动。他说，伊朗历史永恒的东西，就是无常。“制造传统就像创造现代性一样容易，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与他的刽子手，还有爱人脸上的那颗痣。国家与社会处于永恒的剑拔弩张中。每当国家瓦解之时，伊朗社会或者顺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观，2500年来从来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势群体的反叛，而是整个伊朗社会——它胜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对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离开伊朗之前，我再次体验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在德黑兰，做完最后一个采访，我们堵在车流中，一步挪不动。对德黑兰的拥堵交通心有余悸，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车南辕北辙，一路向北，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挪动的路，却只能被车流推着继续向北。我开始诅咒德黑兰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时，车做了个U转，向南，此后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我至今认为，这是关于伊朗最恰当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