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难现象倒逼协调发展

　　对部分时段、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出现的招工难现象，记者走进苏皖粤川渝，探寻劳动力市场变化轨迹

　　3月1日起，山东、广东分别以26%、18.6%的平均增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300元，但这一全国最高纪录随即又被深圳、上海刷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沉甸甸的数字，既是政府对民生的庄严承诺，也是价格对供求规律的反映。

　　面对2.4亿的“天量”农民工，局部地区“民工荒”仍然连年上演。素来充裕的农民工，对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开始说不。从“民工潮”到“招工难”，倒逼由此开始。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长期以来藉由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何去何从？扭转分配、城乡、区域“三大失衡”又将如何借力发力？

　　记者奔赴江苏、安徽、广东、重庆、四川，在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传统输出地和输入地展开调查。

　　从“民工潮”到“招工难”，工资议价话语权向农民工一端微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迎来又一扇机会窗口

　　“8小时工作制，薪酬不低于2500元。”招聘海报上的一句话，让那些曾在珠三角地区打过工的广西资源县的中年打工者觉得不可思议。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的4家企业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带领下，日前远赴千里之外的资源县招工。

　　“海报上列的工资收入是最低标准，只要你努力工作，干得越多拿得就越多。”恒力化纤公司的人事经理汤云华对求职者说，“试用期什么都不会，也给你每月1600元的保底工资。”

　　迫使吴江企业走出去招工，并提供优厚待遇的，正是当地普遍存在的“民工荒”。“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想过，薪水也涨了，住宿条件也改善了，但招工还是不敢怠慢。”吴江银杉织造有限公司老板徐雪根说。

　　“客观上讲，‘招工难’比劳动力供过于求要好，用工缺口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曾经的“民工潮”，让农民工一度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长期以来，有些地区农民工工资几乎就没变过。据蔡继明介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7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只有切实扭转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格局失衡的现状。”

　　“招工难”的出现，终于使倾斜的工资议价话语权开始向农民工一端微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迎来重要机会窗口。

　　3月1日，一场工资集体协商在广东南海本田公司劳资双方之间展开。会议的议题是商讨2011年度的工资涨幅额度。“劳资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即在2013年工人工资达到每月3500元，但这3年具体怎么走，双方有分歧。”参加会议的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

　　几经讨论和谈判，双方各作让步，最终决定：加上夏季奖金，今年一线员工月收入增加611元。 

　　建立健全工资增长、决定机制，加强对工资分配有关问题的劳动监察力度……涨工资的预期，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

　　重庆市璧山县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48∶1。在县长吴道藩看来，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是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而这之中，务工收入贡献最大，近年来每年增收幅度都超过15%。

　　不独璧山。2010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

　　“十二五”，更让人憧憬。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方面迈出历史性步伐。

　　从“东南飞”到“逆流动”，产业西进梯度转移，沿海与内地竞相奋进、良性互动，区域协调发展端倪展露

　　“今年算是缺工最严重的一年。”从父亲手中接过开办了20多年的工厂，广州人袁成武“最近比较烦”，虽然普通员工月工资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出七八百元，但今年厂里缺工还是达到25%，“4条生产线，因为缺人只能开3条，手拿订单心里却不是滋味。”

　　“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可能真的结束了。”袁成武不得不承认。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工成本比前两年增加了一两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上涨，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但出口订单单价基本没涨，“利润空间缩水。”

　　转行还是把工厂迁到内地？这是袁成武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认为，在内地招工工资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不能再走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路子，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转型更加势在必行。

　　或主动或被动，东部沿海地区拉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北上、西进，富士康等一批过去主要布局东部沿海的世界500强企业开始在中西部“跑马圈地”。

　　“去年听说重庆要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生产基地，许多大企业都纷纷签约，我们也跟着过来投资建厂了。”重庆传鲸科技有限公司一位孙姓副总经理说。这家来自台湾的IT配套企业已在厦门、宁波、苏州等地办厂，可如今沿海地区产业竞争激烈，生产要素成本偏高，“现在布局内陆还来得及”。

　　在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去年引进省外资金4867.4亿元，增长47.2%；在四川，引进国内省外资金，已连续3年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元台阶。

　　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项目将吸纳50万人就业。而在成都市，今年几个重大项目用工量也在40万人左右。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相结合，改变了长期以来中西部劳动力单向转移的局面，“东南飞”不再是唯一的选择，“逆流动”的队伍在逐渐壮大。

　　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正经历着从一心“送人”到注意“留人”、“招人”的转变。2010年，四川省劳务输出2245.9万人，其中省内就业1013.92万人；安徽省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300万人，其中省内就业近400万人，比2009年增加42万人。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分析认为，正如东部沿海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迈上“第一级台阶”，产业西进总的趋势是缩小地区差距。即便短期转移的还只是低端产业，这种经济布局的调整也会有正面刺激作用：原来工业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借此加快发展，进入工业化初期或中期，而东部地区则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样一种梯次递进的阶差，较之于原来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布局的差距，应该要小许多。 

　　“十一五”以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加快，经济增速等主要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

　　从“找生计”到“找尊严”，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度城镇化”缩小城乡“海拔差异”

　　3月2日晚，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首批公告接受申请的房源进行了第一次摇号配租。符合相关条件的农民工，均可申请公租房。 

　　地处近年来我国第一个配租公租房的城市，公租房、城镇户口已成为不少重庆外资、台资和民营企业招工的有力武器。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善待农民工，搞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生活环境及社会管理，是一座城市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这样的声音，我们听到了许多——

　　“招你们过去后，政府不是就不管了，而是要善待你们、留住你们。”在广西资源县招工现场，吴江市盛泽镇副镇长孙荣观为招工吆喝不遗余力。

　　“用工变化的背后，要补城乡统筹课。”安徽合肥市市长吴存荣的话一针见血。

　　袁成武说，从父亲手中接班后，最大的改变是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厂里生活、娱乐设施。“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辈一心打工攒钱的农民工差别不小，单单把他们钉在流水线上是留不住人的。”

　　今年25岁的吕芳芳，现在是安徽马鞍山立白日化公司的员工，“过去也在外面打工，可是无法在当地落户，最后还是选择回家就业，主要是生活稳定，工资待遇也不是最重要的。”

　　与吕芳芳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与父辈相比，这些“80后”、“90后”进城务工，不只是为了“找生计”，而是有了为自身长远发展着想的新追求。“找生计”叠加“找尊严”，他们的闪亮登场，深刻改变农民工结构。

　　这样的声音，催生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图景——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以农民工为主体，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0至2011年，将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户口问题。同时，扩展公共服务，从就业、社保、住房、教育方面着力解决入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同城待遇”问题。

　　成都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2012年将实现全域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徙，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今年节后“招工难”出现后，合肥市政府推出18条举措，着力破除农民工留城壁垒。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镇化”，在“民工荒”的推力作用下，风生水起。这个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努力填补“人口红利”递减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缺口，确保经济巨轮继续破浪远航。

　　(本报记者李波、禹伟良执笔，参与采写记者刘裕国、邓圩、王伟健、钱伟、刘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