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曾为他人安排工作索贿

张志忠(右一)在北京铁道大厦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

　　首都机场(微博)原董事长张志忠落马，成为继首都机场前任董事长李培英之后，民航系统落马的又一重量级高官。

　　11月15日，张志忠案在历经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进入法庭审理环节。检方指控，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近15年间，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利，索取或收受款物472.77万元。梳理和还原张志忠案，可见在民航这一垄断行业权力高度集中及资源稀缺，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从事航空客、货运销售代理的商人攀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

　　入行30年陷民航贪腐案

　　去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张志忠因年届退休，已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之后，张改任调研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彼时，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已浸淫长达30多年。现年60岁的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内的履历可谓丰富。张志忠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西凌井乡上善姑村，1974年大学毕业后即入职当时的民航总局国际业务局。在随后的30多年里，张在民航总局国际司、企业管理司、运输司、规划发展财务司、规划发展司等部门辗转历练，升迁顺利，任上述多个部门的副司长或司长。其间，他还曾任职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微博)副总裁。

　　张志忠掌舵首都机场是在2007年初，他从民航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调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此后又任董事长)，取代因腐败落马的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因受贿2661万余元和贪污8250万元，在山东被执行死刑。若不出意外，已届退休之年的张志忠可在首都机场走完其最后的仕途生涯，功成名就而后身退。但张于去年3月突然卸任，引来诸多猜测。两个月后，张志忠在家中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当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

　　位至正厅级的张志忠，成为民航系统又一位落马高官。此前继李培英之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于2009年11月被“双规”，后多名民航业人士和商人因涉入被调查，民航系统反腐引发震荡。知情人士证实，张志忠的落马缘于黄登科案牵出的雅宝路商人魏景波的供述，张案与黄登科案并无直接关联。历时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张志忠案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今年11月15日，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志忠涉嫌受贿案，张案涉嫌受贿的细节暴露，冰山一角地揭开寄生于民航业的腐败。衡水检方指控，1996年至2010年间，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人员工作调整和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求利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472.77万元。

　　升迁影响包机女王发迹

　　张志忠因雅宝路女商人魏景波落马，祸起10多年前的对俄(时称独联体国家)货运包机业务。中俄贸易的集散地之一雅宝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尝试对俄包机业务。据曾在雅宝路从事包机贸易的李平(化名)回忆，中俄货运包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中俄民间贸易兴起，初始是在中国边境绥芬河市以“以货易货”方式发展，后一些俄罗斯“倒爷”来到雅宝路倒货，伴有中国商人加入。形成市场后，专门从事货物储运的企业由此产生，同时催生了货运包机业务，“这和租车运输一个道理，只是包机手续复杂”。

　　魏景波与丈夫舒川(后离婚)经营的北京联洲航空服务公司在此背景中于1992年成立，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俄民间贸易、货物储运。现年41岁的魏景波是内蒙古人。传言称，魏景波年轻貌美，但据接触过魏的人士称，魏姿色平平，甚至还有些“矮、胖”。她被媒体称为雅宝路“四大天王”、“包机女王”，其能力和能量不容小觑，这其中不乏张志忠的帮助。

　　张志忠向有关部门交代称，他与魏景波早在1989年经人介绍相识，但真正接触是在1996年。当年，张接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这是民航总局最具实权的部门。运输司的职责包括对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务申请并监督管理，即具有航线航班时刻、包机运输的“生杀大权”。张就任运输司司长不久后，在魏景波的坚持下，魏认张志忠做“干哥”。知情人士称，在张任该司司长期间，张、魏两家交往甚密，时有经济往来。检方的指控显示，1996年底和1997年春节，张志忠分别收受魏和舒川送的一张10万元存折和10万美金。2001年，魏又送了张2万美元。魏景波在证词中称，货运包机在数量和航次上都需要张所在的运输司审批和调配，“包机数量和航次多少，决定赚钱多少，他使我们在生意上挣了不少钱”。　　

　　张志忠也确实对魏的公司予以照顾。知情人士称，张承认“会优先审批他们(魏景波)的包机业务”，并向魏透露俄罗斯方面的包机信息。1993年，民航总局将俄罗斯包机从首都机场转到天津机场，张志忠还曾给天津机场的相关领导打招呼，请他们支持和照顾联洲航空服务公司。该公司曾对外宣称，90年代中后期，“公司的发货量曾一度占据雅宝路地区对俄货运总量的二分之一还强，最大年发运航班600余架次，运量达到3.5万吨”，作为国内最早的俄包机承运商之一，魏是太原机场、石家庄机场等俄包机的首航执行人，“是天津机场迄今为止最大的俄包机承运商”。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魏的生意与张的职务升迁紧密相关。2003年，张志忠改任民航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司长，同年12月，魏在工商部门注销了其公司。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田保华说，此后因中方为确保安全严格审批，及俄对“灰色清关”行为的打击等因素，中俄包机贸易逐渐萎缩，现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掌控“航空铜牌”大权换利益

　　2005年9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成立，这是民航业的首家行业自律组织，其成立后具有颁发《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又称航空铜牌)的职责。欲从事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的企业，比如从事机票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业务等等，都须获此资质。此前，掌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质审批大权的是民航总局运输司。

　　2002年，张志忠在饭桌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绥芬河市通达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某。黄的公司主要从事边境贸易，后向物流业发展，海空联运。次年，黄某想做航空货运的业务，开办业务所需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人资格需向民航总局运输司申请。黄某找到张志忠，请他帮忙办理航空货运运输销售代理人资格。很快，因张离任运输司，事情未办成。

　　庭审内容披露，2003年或2004年左右，还未拿到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的黄某向张志忠催问，张曾让负责这块业务审核的负责人向其解释黄某的申请为何迟迟未批准。一年多后，等待多时的黄某已不愿再申办航空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索要申办时提供的证书和资料。黄某转向做机票代理业务，机票代理需要申办客运销售代理资质，再次找到张志忠帮忙，让张给运输司的相关负责人打招呼。黄某再次时运不济。当时负责该项业务审核的运输司相关人士称，因国家规定审批权移交给航协，民航总局停办了客运销售代理资质的审批。

　　2004年国务院已发布文件，其中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审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实行自律管理，并设立一年过渡期。民航业内的一名专家表示，当时的大背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为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一大批行政项目的审批，下放的下放，废止的废止”。这位专家说，这与行政审批自身审批不透明、审批效率低等弊端及产生的权力寻租不无关系。

　　申请受阻后，张志忠打过招呼的运输司主管人员，帮助黄某联系了一家有机票代理资质的公司，商议好洽谈转股事宜后，黄某最终以8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机票代理销售公司。案发时，这家公司尚在经营。

　　为“朋友”及其子女安排工作

　　张志忠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提供帮助，并非白费心血。据检方指控，张曾以职务升迁、疏通关系为由，向因其受益的商人索要钱财。相关材料显示，2005年10月，张对黄某说，民航总局一位副局请辞，他任司长已经多年，想在职级上再进一步，活动一下争取这个位置。张志忠说完这些话的次日，黄某便将5万美金送至张的办公室。几乎同时，张还对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道出了同样的想法，林某也对张进行了“经济支持”。

　　张志忠是否真去疏通以及结果如何无从查证，但张在民航总局最高只是任部门负责人。2007年初，张从民航总局离任，赴任首都机场。张志忠涉嫌受贿的三分之一款项来自帮助利益关系人员调整和安排工作。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张志忠在担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将老朋友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局长张炜(化名)的儿子，及其朋友的子女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初，张志忠分两次向张炜索要人民币共130万元。

　　200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民航黑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平(化名)为个人调整工作的事，通过他人送给张志忠6万元。2009年底，同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公司负责人陈道(化名)为将其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通过他人送给张现金5万元。去年4月，张将陈道的儿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