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总经理苏树林不久前正式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日前又被任命为代省长，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接替业已调离的省长黄小晶正式出任福建省长，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苏树林的这一任命再次引起了公众和舆论对国企高管从政的关注。

　　实际上，国企高管从政并不是中国政坛的新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在选拔干部时，就开始注重其是否具有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由于这一变化，目前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干部中，都有不少具有企业履历的干部，即便是在担负最高决策职责的中央政治局中，如吴邦国、李长春、周永康、王兆国、刘淇等常委或委员，也都具有掌管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作经历。

　　不过，国企老总大面积转向从政，成为地方或中央部门的负责官员，则是从2006年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后才开始的。在党的十七大后的人事调整中，一些国企老总出身的官员开始陆续出任地方党政要职，比如，苏树林的老上级、已经退休的李毅中就是从中石化老总的位置上转任国资委副主任，后来又出任国家安监局局长；现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是中海油的老总，现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原是东风汽车集团老总；中铝公司总经理肖亚庆2009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华能集团董事长李小鹏2008年赴任山西副省长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中国过去主要从行政、政工系统选拔干部的做法，选择有管理现代企业经验的国企老总担任地方和部门的重要职务尤其是地方一把手，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放眼世界，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许多政治人物也都曾经是成功的企业家。同样，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在卸任之后也投身企业界。

　　总的来看，企业家从政相较于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特别是基层实际工作的职业官僚，具有很多优点。企业家的务实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所难以比拟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的，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的情况下，由曾经管理过企业，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来担任地方官员更为必要。比起缺乏企业工作背景的干部，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的变化规律，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指导经济建设。这其中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曾先后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任职的郭声琨主政广西后，依靠原有的行业经营经验将广西的有色金属产业搞得有声有色；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依靠对海洋石油的熟悉，在海南打造海洋经济和旅游经济也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企高管进入政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鲇鱼效应”，给中国政坛生态注入新思维和新活力。官场上强调守纪律，市场上却强调灵活性和主动性。国企老总们长期与市场打交道，不仅善于捕捉和把握市场中瞬息万变的态势，并快速作出反应和拿出对策，而且还特别讲求对客户的服务意识以及不断创新服务方式，这对各级政府改变官僚化、低效率的行事方式会有触动，有助于地方当局对发展当地经济、整合当地资源的职业判断与专业分析。

　　当然，国企高管进入企业工作，也并不是没有隐忧的。这其中最大的隐忧就是，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政府官员也就是“人民公仆”，却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社会公正放在第一位。对政府官员来说，追求经济发展是应该的，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公众，尤其是公众当中的弱势群体，能不能从经济发展当中得到好处。还有，企业高管在职务消费上比较便利，从政后在廉洁自律方面需有更强的自控性。这就要求国企老总在转任地方领导后，要及时地调整心态，完成从企业家到政治家角色转换，把政府看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而不能习惯性地把政府当做企业来经营，更不能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使政府公司化。

　　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政府机构吸收具有企业背景的国企高管加入，应该是利大于弊。古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在现代社会，“能”主要体现为专业化和知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企老总任职地方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