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d Wounds and New Injuries of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Econom

　　文 /宣晓影

　　受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增大，国际原材料价格动荡以及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韩国的消费物价涨幅估计还将保持高位，因此，韩国的货币政策运行重点将放在全力维持物价稳定方面。上调利率虽给负债方带来压力，但也不失为控制韩国家庭负债的一种有效方式。由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持续减少，意味着日本经济要保持现有规模还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由于当今的日本很难有效地扩大经济规模来缩小债务与GDP之比，同时，随着老龄化的进展，日本今后将面临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和逐渐萎缩的经济规模。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农历春节过后，中国的重要邻居和贸易伙伴韩国、日本先后遭遇人祸天灾。先是韩国储蓄银行因流动性问题爆发危机，紧接着日本在地震海啸的席卷之下出现核泄漏危机，这使毗邻两国的中国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那么，韩日将面临哪些难题？它们的前景如何呢？

　　韩国的任务：

　　控制家庭与企业的负债规模

　　目前，韩国经济整体保持增长势头。据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4月21日发表的《2011年世界经济及韩国经济》展望报告，今年韩国GDP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一季度增长4.1%，二季度3.4%，三季度4.2%，四季度5.3%，全年增长4.3%，比原预测高0.5个百分点。不过，中东局势、部分欧洲国家财政危机、日本大地震等外部不确定因素也给韩国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受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韩国3月份消费物价上涨4.7%，连续第三个月超过此前设定的4%的目标值。虽然，韩国央行此前多次表示货币政策将重点应对物价上涨，然而，面对消费物价高居不下，韩国央行4月12日却决定将4月份的基准利率保持在3%不变，这反映出目前韩国金融经济中潜在的诸多问题。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5.25%逐渐下调至2%的历史低点。但由于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和通胀压力上升，韩国央行已于2010年7月、11月和今年1月、3月先后4次将基准利率各上调0.25个百分点。然而，自2008年9月以来，韩元兑美元汇率不断走高，威胁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复苏进程。在韩元持续升值的背景下，韩国金融监管部门与韩国央行将在今年4月26日至5月6日之间对国内银行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展开调查。当局将利用此次调查的结果与监管政策进行比较，希望有助于减缓韩元升值的步伐。在此背景下，韩国央行很难进行进一步的利率调控。

　　另一方面，韩国企业和居民负债居高不下，使得韩国央行在需要继续紧缩银根，控制物价上涨之际，不得不暂缓加息步伐。据韩国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韩国政府、企业、个人有息负债达到2586.22万亿韩元，比2009年增加了7.4%，相当于2010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2.2倍。特别是家庭负债已达到危险程度，去年实际家庭负债总规模高达795.38万亿韩元。尤其是个人负债多以贷款买房为主，银行上调利率将使家庭负债压力增大，并导致部分家庭的银行信用出现危机，进而影响韩国金融机构的健全。

　　事实上，今年2月份，韩国釜山市多家储蓄银行发生“挤兑”现象，就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上述情况。为了和商业银行展开竞争，韩国储蓄银行不得不一方面以高利率吸引储户，另一方面大力增加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在半岛局势不稳定和高通胀预期等多重因素的拖累下，韩国房地产市场近两年持续走低。而盲目增加房贷导致这些储蓄银行资不抵债，同时，银行业的大量资金都积压在房市，引爆资金链和流动性问题。截至2010年9月，韩国储蓄银行的坏账率为9.72%。

　　今后，受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增大，国际原材料价格动荡以及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韩国的消费物价涨幅估计还将保持高位，因此，韩国的货币政策运行重点将放在全力维持物价稳定方面。上调利率虽给负债方带来压力，但也不失为控制韩国家庭负债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无论加息与否，有效地控制韩国家庭和企业的负债规模都将是韩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日本的难题：

　　不断增加的国债和逐渐萎缩的经济

　　据日本政府3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11日以来发生的地震海啸给日本造成的损失额约为16万～25万亿日元，远超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10万亿日元，是“二战”以来的最大灾难损失。而随之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使得事态更为恶化。3月14日以来，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截至3月22日，日本央行的经常账户余额已达41兆日元，超过了2004年3月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的36兆日元，打破了历史纪录。同时，日本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1%的原有区间不变，以保证市场拥有充足流动性。而在财政方面，3月29日，2011年度日本国家预算案宣告成立，预算总额为日本历史最高的92万4100亿日元。

　　据日本《读卖新闻》4月10日报道：日本执政党—民主党于9日敲定2011年度第一次政府支出补正预算案，总额约4万亿日元。第一次补正预算主要用于灾后重建，其中，拟定道路及港口修复投入为15000亿日元；临时住房建造为5000亿日元；处理倒塌房屋废墟3000亿日元；震后灾民就业以及自卫队活动经费3000亿日元；灾区补助金1000亿日元；以及向受灾中小企业提供贷款10000亿日元。为避免筹集此次补正案款项对市场造成强烈冲击，日本政府回避了发行国债，而主要依靠“挤占”养老金和2011年预算中的“经济危机对策费用”。

　　众所周知，日本的国债几乎已经接近GDP的两倍。为避免已濒临崩溃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18日，国家战略担当相玄叶光一郎(兼任民主党政调会长)，与自民党的政调会长石破茂在国会举行会谈，传达了政府将发行超过10万亿日元的“复兴再生债”以确保大规模灾后重建所需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案的财源。复兴再生债与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有所区别，政府在发债的同时，将确立还债资金来源，通过对偿还财源的担保来防止财政恶化。

　　日本政府和民主党考虑在6月份编成第二次补充预算。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在1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偿还财源除了税收以外没有其他的来源。而自民、公民两党对此则提出异议，自民党认为普遍征收消费税对受灾者不公平。消费税原本是用来充当年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的财源，不应挪用。而公民党也反对发行公债等于增税的意见。增税问题历来比较敏感(特别是消费税)，实际上，历届政府上台之前都提出通过增税来缓解财政问题，而上台之后都难以兑现，甚至付出惨痛代价。1989年4月，竹下登内阁决定开征3%的消费税，同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1997年4月，桥本龙太郎内阁把消费税提至5%，翌年也在参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尽管执政党与在野党对发行“赈灾复兴国债”以及确保偿还财源的讨论还将波澜曲折，但在灾后重建这种特殊情况下提出增税，面临的阻力会小得多。

　　据报道，日本政府拟最早从2012财年起将消费税从现阶段的5%提至8%，期限3年，新增税收将专门用于灾后重建。据测算，消费税提高3个百分点，国库每年将增加税收大约7.5万亿日元(约合907亿美元)。事实上，日本已于1995年开始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据日本央行的测算，其每年拉低日本经济0.5个百分点，由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继续减少，意味着日本经济要保持现有规模还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由于当今的日本很难有效地扩大经济规模来缩小债务与GDP之比，同时，随着老龄化的进展，日本今后将面临的是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和逐渐萎缩的经济规模。如果财政收入不足的部分全部用发行国债补偿的话，2013年新发国债将膨胀到55.3万亿日元，财政收入对国债的依赖极端严重，将高达55%。在日本老龄化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此次巨大灾难发生，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的社会保障费用，消费税也至少要提升至10%。

　　日韩的经济战略规划

　　在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日韩两国都先后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战略规划。

　　2010年6月18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新成长战略》，其目标远到弥补“失去的20年”，近到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日元高腾、通货紧缩、财政困境、激发企业活力以及加强长期经济增长力等。《新成长战略》由7个方面、21个课题和330个具体政策措施构成，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政策激励，力求2010～2020年的10年间的平均名义GDP增长率超过3%，实际GDP增长率超过2%。之后，日本政府在当年10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总额约5.05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促进就业与人才培养；延长住宅和家电等环保积分制度；完善妇幼保健和医疗福利制度；提高地方经济活力；加快稀土类资源的替代技术开发等。日本政府预计，刺激计划的实施将提供45万～50万个就业岗位，到2011年底可拉动实际GDP增长0.6%。

　　灾后，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秩序的同时，更是不于余力地在灾区重建方面进行长远规划。据2011年4月14日的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首相菅直人在首次“复兴构想会议”上表示，将不仅仅是恢复原状，而将提出有创造性的复兴方案。包括利用高山为受灾者建设房子，让从事渔业的人可搭乘交通工具前往海边工作地点，以及在新镇引进生物能源发电，并采取环保与福祉概念创建新城市等。

　　而韩国政府也决定，于2011年共斥资6.5万亿韩元为企业积极发展新增长项目提供贷款和财务保证。4月14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主持召开了“新增长力量报告大会”，宣布了加强金融支持方案。其中，2011年韩国政府支持新增长项目的资金主要包括： 1.8万亿韩元的创业信用贷款、1.3万亿韩元的政策金融资金以及3万亿韩元的技术保证基金。此外，韩国政府还表示将积极扶持有快速发展市场前景的包括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半导体、IT综合医院、新药和风力发电等十大项目。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与国际经济研究室)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