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问题正席卷全国，政府正在积极疏导，市场也在反思：农民应该科学种菜，根据市场选择来选择种植品种，积极融入并打通营销网络，而不是被动、孤立地闭门生产，结果往往陷自己于无奈境地，市场活动中，自我适应、自我拯救也很重要。

　　本报记者 王丽榕 韩玮 发自广州、上海

　　菜殇仍在继续。

　　5月9日，在广州市白云区种菜的江西抚州菜农阿珠，经抢救无效去世。一个星期前，她因生菜卖不出去喝农药自杀。

　　阿珠自杀那天，天气闷热，广州市郊番禺区南浦岛上，江西丰城菜农竹英，坐在自家菜地边的石棉瓦棚子里，看着绿油油的生菜，暗自神伤。

　　那天凌晨4点多，竹英的丈夫用三轮摩托车拉了6筐多生菜到附近的大石市场，11点才回来，由于卖不掉，有三筐扔掉了。天气越来越热，菜长得快，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

　　从山东到广东，菜贱伤了菜农无疑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市场大潮中，在菜价涨落间，菜农只能是一片随波逐流的浮萍吗？

　　种菜脱贫

　　竹英原本在老家江西工厂打工，丈夫是木匠，两人月收入三千多，随着两个孩子上中学，生活压力日增。后来，在广州增城种菜的堂妹夫告诉他们，来广东种菜，除了抚养孩子及日常生活开支，每年能存下两三万元。

　　经不住种菜脱贫的“诱惑”，去年9月，竹英辞了工，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广州地铁二号线南浦站附近的一片菜地，周围有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南浦海滨花园等著名楼盘。这片100多亩的土地，由一个种草莓的浙江人与东乡村委会整体签租，再转租给菜农。

　　竹英租下3亩地，时间一年，每亩租金2500元。旁边的老乡饶东春则租了4亩。

　　“浙江人转手租地，每亩能赚四五百块。”饶东春说。他种菜十几年，之前在佛山南海，因菜地被征收，一家四口比竹英早两个月来南浦岛。

　　租下菜地后，面对一米多高的杂草，竹英夫妇每天起早贪黑开荒，准备种生菜。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通胀预期加剧，国内食品特别是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据广州江南果菜市场（华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市场快报显示，去年生菜批发价格（每月抽取一天）从未低于1元/斤，9月、10月更是涨到每斤2.3元。

　　竹英算了算账，若一亩产量4000斤，三亩地每年毛收入有8万元左右。这比在老家打工强得多。竹英觉得浑身是劲，每天晚上一点多就起床割草。

　　不少菜农都像竹英一样，由于菜价高企，种菜积极性颇高。来自江西抚州乐安县的菜农袁新平也是如此。他告诉记者，去年南浦地铁站边上这片土地，有一半是抛荒的。而今年，全都开荒种菜。

　　开荒、育苗、移植，辛苦忙了几个月，春节前，竹英的生菜终于上市了。那时价格还不错，每斤能卖一块多钱，眼看成本一点点回收，竹英心里很踏实。

　　核灾打击

　　好景不长。春节过后，大批蔬菜密集上市，生菜批发价每斤跌破1元，不过销量还行。但更大的打击随即袭来。

　　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造成福岛核电厂核泄漏。4月初，本地媒体陆续报道，广东生菜、油麦菜等绿叶菜检测出碘-131。尽管专家一再强调，只要多清洗几遍，就可放心食用，但恐慌在蔬菜流通领域疯狂滋长。

　　“菜贩说生菜、油麦菜有辐射，不能吃，怎么也不肯买，2毛钱都不要。”竹英满脸苦楚。整天在地里劳作的她，只听说日本地震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核辐射。让她困惑的是，这些菜她自己天天吃，没有问题，为什么广州人就吃不得了？

　　而恰好近期广州天气闷热，蔬菜蓬勃生长，卖不出就只能烂在地里。5月初，记者到竹英附近的菜地探访时，来自江西丰城的曾国根正在把自家菜地种的十几畦苦麦菜一棵棵铲掉。“说有辐射，没人要，有什么办法？”曾国根说。

　　曾国根以前在煤矿当井长，年收入有五六万元。后来听弟弟说在广东种菜每年收入有十几万，于是去年7月也来淘金。然而，致富的希望眼见就要落空。

　　竹英告诉记者，光开荒成本就是1.6万元，除了地租，还要买水泵、洒水机、三轮摩托车以及除草剂。“成本是收回来了，但现在每天都赔钱，我还要养孩子。” 看着辛辛苦苦种起来的菜，竹英实在不忍心把它们铲掉。

　　与东乡村菜农面临相同困境的，还有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罗溪村的菜农小赵，他甚至在油麦菜地上忍不住痛哭。

　　江南果菜市场的监测数据印证了菜农们的苦闷。4月1日-25日，江南市场指数由142.37一路下跌到103.5，跌幅达27.3%。而本地菜（主要是生菜、油麦菜、菜心等绿叶蔬菜）日均交易量64万公斤，同比下降3.18%。该市场分析，本地菜交易量减少，“大叶蔬菜更容易沾染核辐射”的传言是一重要原因。

　　菜农之死

　　进入4月，几乎全国的菜农都一样艰难。4月16日，山东济南唐王镇的菜农韩进在自家的卧室上吊自杀。

　　这一天，竹英跟往常一样，早上松土，下午种菜、施肥，凌晨割菜。

　　经过媒体的密集报道，韩进的死因逐渐明朗。去年他养羊赔了2万多元，大舅子车祸留下8万元债务。今年他借钱种了6亩卷心菜，按照去年每斤一元的价格，可收入4万多元。不料菜价却跌到一斤8分钱，一亩成本高达1500元的卷心菜只能卖640元。事实让人无奈。内向的他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人们猛然惊醒，菜贵伤民，菜贱亦可伤菜农。

　　竹英没看电视，也不读报纸，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当记者告知韩进的死，她甚是同情：“现在的行情确实让人心寒。去年的菜价明明那么好，实在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竹英不知道的是，由于去年下半年菜价飞涨，11月，国务院出台稳定物价的“国十六条”，在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方面，提出落实省长“米袋子”和市长“菜篮子”负责制。随后，一些地方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广东省政府当月就决定安排5000万元价格调节基金，重点扶持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建设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冷库等储备设施建设。

　　在政府调控刺激下，各地蔬菜种植面积增加，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周期，刚好在今年三四月份集中上市，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

　　尽管不了解菜价下跌的深层次原因，但曾国根朴素地认为：“就是菜太多了。”

　　4月25日，南浦岛上的菜农成了媒体的焦点。饶东春对着摄像机讲出了菜农的心声：“一斤两毛都没人要，太难了。”

　　5月1日，竹英郁闷地说：“我们的事上电视后，在大石市场，如果我要价3毛，菜贩会说，电视里说你们两毛钱都卖不出去，怎么卖我3毛？本来我们是希望记者能帮我们，现在看来不是。”

　　另一种可能

　　面对低迷的市场，南浦岛上的菜农，也在寻找自救的办法。

　　4月底，竹英曾几次将在大石市场卖不出去的生菜，拉到附近洛溪新城的菜市场边零售，但由于没有摊位，很快被保安赶走。

　　“如果有市场就好了，我就能卖菜。”竹英喃喃地说。但租一个摊位卖菜却不现实，作为农民，她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种地。“而且摊位租金太贵了，一个月2500元。”

　　就在竹英丈夫一筹莫展，将生菜倒掉时，在她菜地东面七八百米远的西亚兴安连锁超市，生菜1斤售价却是0.98元。

　　如果菜农将直接生菜卖给超市，减少中间流通，超市既能低价进鲜菜，而菜农也能解决蔬菜滞销问题，岂不双赢？

　　实际上， 4月26日，商务部下发有关《部署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开展蔬菜‘卖难’紧急救助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引导大型连锁超市召开产销对接会，直接采购“卖难”蔬菜。这个思路，与2008年商务部和农业部联合提出的“农超对接”如出一辙。

　　但是，农超对接并不容易。

　　5月2日一早，袁新平站在田头，望着不远处的海龙湾小区，说：“我的一茬菜十几天就卖完了，收下一茬还要再过十几天，没法一直给超市供货。而且我只种生菜、苦麦菜、小白菜，品种不多，超市不会要。”

　　事实如此，家乐福最早在中国实施农超对接，其华南区公共经理李嘉表示，很少与散户、小户谈合作，首先，这是由采购量决定的，其次，大宗采购便于统一执行采购标准。

　　“我们也在办理农超对接的手续，但不足的品种还要从批发市场采购。”西亚兴安超市海龙湾店的采购部韩经理说。

　　至于产量问题，粤北韶关乐昌市九峰镇的农民潘国平，在9年前就解决了。办法就是农民自己成立合作社，把农民的果菜集中起来销售。

　　“要有产量，不然跟超市没得谈。”潘国平说。他负责的绿峰果菜专业合作社年产蔬菜1.3万吨，水果10万吨，能保证充足供货。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于广州家乐福、深圳华润万家等超市签订直销协议。他介绍，与超市对接后，农户的果菜出售价格高于市场价20%，收购价则低20%。

　　但是，南浦岛上各自种着几亩地的江西菜农，根本不知合作社为何物，即使记者多次解释，他们也不认为合作社能带来好处。“我们农民就是种菜卖菜，其他就不知道了。”袁新平腼腆地说。

　　如果南浦这边的土地以后被征收了，袁新平或许会去卖菜。经过长期观察，袁认为菜贩比菜农要好，不管菜价涨跌，收入至少有保障。

　　而竹英、曾国根则没想那么远，如果当下就有人顶他们的地，他们就洗脚上田，回老家打工了。当菜农并没有当初他们想的那么容易，而种菜脱贫更是遥不可及。

　　菜贱菜贵 谁在赚钱

　　本报记者 王丽榕 发自广州

　　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广东。两个菜农因菜贱而自杀，令人唏嘘。然而，5月10日，在广州某小区菜市场，菜价依然高企，生菜1斤1元，白菜1斤两元。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在蔬菜生产与消费两端如此奇怪地并立，那么从菜地到餐桌，到底经历了哪些环节，每个环节的成本又如何？

　　本地菜两道关口翻一番

　　5月2日凌晨1点，广州南浦岛菜农袁新平起床割菜，装筐。3点，他开着三轮摩托车，拉着600多斤的生菜、苦麦菜、芥菜，前往佛山南海平洲镇的东方蔬菜批发市场（下称东方市场）。

　　一路上，他给记者计算一斤生菜的成本。一茬生菜从育苗到收割要两个月，其间要施化肥两次（一袋140元），鸡粪一次（一袋17元），生菜喷农药较少（若喷药，一亩地要25元），加上地租、水泵、洒水机等固定成本，一斤生菜的生产成本大约0.3元。若算上人工，一斤生菜至少要卖0.5元才保本。

　　4点，袁新平到达东方市场，进场费1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以每斤0.55元的价钱将两筐生菜卖给菜贩。

　　菜贩麦姐又以每斤0.7元批发给零售贩阿平。阿平在平洲镇上某小区的菜市场，一斤生菜卖1元。他们的成本主要是档口租金，麦姐在东方市场的租金每月450元，而阿平的租金高达2200元一个月。据记者了解，珠三角城市区的零售菜市场，档口每月租金平均约2000元，位置好的甚至3000元。

　　在东方市场，记者注意到，大白菜、洋葱等外地菜，并非直接从产地运来，而是从江南果菜市场（下称江南市场）批发。

　　外地菜四道菜贩涨34倍

　　5月9日，记者在江南市场遇到了来自山东临沂市苍山县的菜贩任传起和赵成。

　　赵成在老家种过白菜，他告诉记者，种一亩白菜要花900多元。以冬天的大棚白菜为例，一亩地要施肥要300元，拖拉机和浇水的油钱要250元（去年冬天，北方大旱，浇水更多），种子20元。搭一个大棚4000元可用5年，每茬白菜生长期大约3个月，摊到一茬白菜上的成本是200元。收割白菜需雇工两人，每人一天70元。若一亩白菜产量1.2万斤，则一斤要8分钱才够本。

　　10天前，赵成向农民收购一亩地的大棚白菜，才400元。农民可谓血本无归。

　　但实际上，菜贩也不赚钱。任传起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卖白菜已经亏了30多万元。春节时，他向农民收毛白菜，一斤3毛钱。除根、去外叶，一斤毛白菜只剩半斤，一斤净菜的收购价格是6毛。一斤白菜包装费加人工费6分5，制冷费1毛。从临沂运到广州，一吨运费是340元，摊到每斤是1毛7。

　　江南市场的进场费和档口费（档口老板负责卸载和销售，每车收费1200元）一吨分别是6元和40元，平均2分5一斤。因此，一斤白菜到江南市场，身价已经涨到0.965元。但由于行情不好，只能一斤卖到4毛钱，损失惨重。

　　不过5月9日后，由于之前南方多降雨，菜价上涨。之前以5分钱一斤收购的鲜白菜，卖到了9毛钱。“还是不够弥补之前的亏损。”任传起说。

　　当天，珠海菜贩唐明伟来到任传启的白菜车前，以一斤9毛钱的价格买了鲜白菜。唐告诉记者，一斤白菜运到珠海和平批发市场的费用（包括江南市场的三轮车）是8分钱，再加上每月5000元的档口租金，每斤卖1.05元，也只能挣3分钱。

　　在和平市场，还有乡镇的批发商向唐买白菜，由于要去掉老叶烂叶，加上运费和当口费，乡镇批发市场的菜贩卖给零售菜贩的价格是1.3元每斤。而到消费者手上，一斤白菜就要到1.7元以上。

　　“零售的为什么加价多，因为他们卖得少，而且档口租金更贵。”唐明伟说。

　　经过4道菜贩，从农民那里以1毛钱价格手来的白菜，到消费者手里，就是1.7元，涨了34倍。

　　批发市场最赚钱？

　　一位山东菜贩任严雷分析，在这个链条中，农民、菜贩、运输商都可能会赔钱，唯一稳赚的就是市场。

　　司机王大光告诉记者，一车白菜从山东到广东，运费约一万元，油费是六千多元，司机的工钱是600元，轮胎的折旧费大约1500元。到江南市场，停车费每小时5元，一般停40小时，要200元。

　　“一趟车我们净赚就一千多元，这还是没有收过路费的情况下。”王大光说。

　　2008年以来实行绿色通道，30吨以下免收过路费，但若不小心超重，就要交3000多元的过路费，那跑这趟车就亏了。

　　“（江南）市场最赚钱了，卖菜的要收进场费，买菜的收过秤费，对司机收停车费，对档口老板收租金（每月大约9000元），对拉货的三轮车司机要收管理费（每月1050元），名目很多。”任严雷说。

　　根据江南市场的官网资料，该市场日均蔬菜成交量1000万吨，光进场费每天就收6000万。而该市场还有500多家蔬菜经销大户，每月租金至少450万元。

　　菜农的根本出路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菜农们或许不曾读过叶圣陶笔下《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但如今，“价低伤农”的苦，他们懂得透彻。

　　商务部4月27日发布的商务预报监测显示，重点监测的18种蔬菜的批发均价连续四周回落，该月18日-24日，价格较前一周再度下挫5.9％，累计降幅已达21.1％。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叶菜类蔬菜价格近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实际上，早在2008年，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鼓励推进鲜活农产品“超市+基地”的流通模式，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但直至今日，产区菜贱伤农、城区菜贵伤民的怪态依旧未变。

　　菜殇，何解？

　　改进生产组织方式是根本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玉发认为，近期部分蔬菜价格低迷，滞销难卖主要在于去年蔬菜价格走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后，新产蔬菜集中上市，致使供过于求。而这本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增加种植面积，加剧了此种波动。

　　去年11月，为了抑制通胀，国务院要求各地尤其是城市人民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供应，并提出落实省长“米袋子”和市长“菜篮子”负责制。

　　此举，多位受访三农专家认为不可取。因为这种制度适用于城市农产品供给高度自主的情况，而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生产逐渐远离城市，集中于某一产区。这就需要政府重新反思此前的负责制，如何才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在应对菜价波动时发挥积极作用。

　　而菜贱伤农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应该首先从农民身上找原因。“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一言蔽之。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都是分散经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产决策多靠经验以及田间地头有限的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农户容易跟风、扎堆种植，进而引起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因此，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认为，缓解“菜殇”的首要对策就是建立、健全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及时发布蔬菜品质、质量、市场等信息，科学引导菜农合理种植。

　　不过，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仍未涉及根本。“欧美国家留下的一条经验是，开展集中性大生产，以此分散农民的风险。换言之，在中国建立能够动员、组织农民散户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农村合作社’。它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不同，彼时的生产目标由政府计划，而今视市场需求而定。”

　　李国祥认为，菜贱伤农的问题必须从改进生产组织方式的角度加以解决，而具体策略，政府部分必须仔细研究，因为，新型的“农村合作社”若由官方包办必定不行，而没有政府扶持，没有政策红利，更是行而不通。

　　减少流通环节是关键

　　然而，菜农贱卖蔬菜，为何城市居民依然不能买到便宜的菜？

　　“从菜农到终端市场，其间途经收购商、批发商、零售商等环节，涉及过桥过路费、税费、租金费、摊位费，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油费、人工费。这一切造就终端菜价居高不下。” 周思然分析道。

　　但是，党国英并不认为流通成本存有进一步大减的空间。“由于近两年货币超发，物价上扬，各种费用攀高很难避免。”他说。

　　那么，就应该减少流通环节，让菜农更直接面对零售市场，而办法之一就是农超对接。即，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这种流通模式有利于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而中间环节被剔除后所节省的利润将留给农民以及消费者。

　　但是，农超对接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

　　“双方‘对接’时，蔬菜供应商依旧面临运输费、人工费的问题，以及超市所设置的检测费、进场费等诸多规定，同时，信息沟通平台的缺乏以及两者的利润分成协议等均加大了这一模式的实施难度。”周思然说。

　　而党国英则认为，受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影响，不少地方只生产一种或几种蔬菜。如果由当地政府专门组织一支物流分队，负责向各个签约超市、农贸市场配送蔬菜，那么，他们对于流通渠道的维护、管理未必能够优于目前的中间商。

　　党国英还有一个减少流通环节的办法，就是“在居民社区外广设菜场、菜摊、菜店，让蔬菜流通领域充分竞争。”他认为，北京的菜场应被准予进入三环之内，政府不能因为街边菜市影响市容美观就将其取缔，反而应考虑开辟绿色通道扶持并保证其正常运转，进而避免门槛较高的超市、高级市场垄断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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