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工作规程和规定的活动路径，这些文静的年轻工人应该很少有人打开这扇商业洽谈者会晤的门，看看墙上的高尔文。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摩托罗拉在天津的过去，甚至对于此刻的摩托罗拉也知之甚少，鲍彦所难忘的那个青涩的外企初来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回了。

　　滨海前传：摩托罗拉与泰达

　　《锦绣》杂志记者：陈培婵

　　新中国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每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5月的事。

　　两年后，邓小平在开发区建设的关键时刻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但那时中国诸开发区就是一张透亮白纸。所以，摩托罗拉在那时选择来中国，而且将其亚洲通信产品生产基地和半导体集成生产中心设在泰达，可以说是美国在远东的新冒险。

　　1997年至2009年，泰达(TEDA，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简称)以高GDP稳居全国开发区综合排名之首。而摩托罗拉在中国最主要的制造基地也一直是天津经济开发区里这个老厂区。对街就是晚来些的三星厂。

　　摩托罗拉在天津经济开发区一期建成的厂房走廊里，克里斯托夫·高尔文的照片被放大到将近半墙高，另一面墙壁上，是一些普通白领和蓝领模样的西方人与东方人使用摩托罗拉手机时心满意足的表情。

　　高尔文是典型的美国帅哥的脸庞，线条立体、额头宽阔、眼眸深邃、嘴角微微上扬。与周边柔黄和浅橙为主色调的办公区明快氛围相比，这样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并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相反，高尔文那自信的眼神像是能够穿越时空，让历史与现实的时差于瞬间消逝。

　　虽然摩托罗拉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到泰达时，并非这当儿子的亲自来谈判—1980年代后期，是他正当公司大权的父亲鲍勃·高尔文想将其祖父保罗·高尔文一手创立的摩托罗拉引到中国投资—但是高尔文家族继承者们显然也承继了创业者的远见。

　　工人们的午餐时间到了，这是食堂、取款机、车间与写字楼融为一体的厂房，工人们身着斜纹的防静电的轻便的化纤工作服，没有油污。女工说说笑笑，脸上透着年轻的灵气和文静；男工不失青涩的腼腆，他们很少有中国许多低端制造业工厂里那种粗野和不得体的“乡下摩登”风格，比如染过的爆炸头。

　　按照工作规程和规定的活动路径，这些文静的年轻工人应该很少有人打开这扇商业洽谈者会晤的门，看看墙上的高尔文。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摩托罗拉在天津的过去，甚至对于此刻的摩托罗拉也知之甚少。

　　鲍彦和这些工人们不同，她每天都要经过悬挂着高尔文照片的走廊。她1993年就加入摩托罗拉位于泰达的生产基地了，应该算是第一批从天津的国营电子厂跳槽过来当外企白领的人。而在她入厂头一年，摩托罗拉终于在长达好几年的谈判后定址泰达。

　　这些年来，她在诸多次会议中渐渐了解到摩托罗拉为什么来了天津、为什么落户泰达—其中最权威的中方消息源，当数曾经担任开发区总公司副总经理、后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叶迪生，人们都说，摩托罗拉最终能来，和叶迪生学电子的出身分不开。

　　这里我们先插叙一段叶迪生的回忆，这是一段具有传统报告文学色彩口吻的新中国地方政府争取世界项目的故事。

　　创业

　　口述：

　　原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叶迪生

　　我1984年来开发区，当时我本人也不知道要来。他们告诉我，市委已经做了决定，让我到开发区担任领导。我是搞技术的，我怎么能去开发区当领导呢？但他们让我先去看看，实在不行再回来。

　　过了两天，李瑞环同志召集管委会班子开了一次会，谈开发区将来的规划。他说，我没有钱给你们，但是，我李瑞环有多大权力全都可以给你们，天津市其他部门不能干扰你们。

　　这个会完了，瑞环同志把我留下来，问我对去开发区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说自己只知道攻关。后来，瑞环同志就问我最近有没有学习，比如小平同志的文章。这一问把我脸问红了。他接着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全国都在研究开放、开发的事，而且国家要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开发区。我说，我也不知道。瑞环同志要我以后多关心大事。他还问，你知道这个洋务运动吗？我说，洋务运动我知道的，读过历史，要富国强兵，要学习国外知识，加强自己国家的建设。他说，对了，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我们沿海城市学习国外技术，尽快缩短与国际差距的一个办法，这就需要你们这批懂经济的、懂科技的、懂各方面的人去。

　　来到开发区一看，什么也没有，天连水，水连天，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们走在田埂上，一掉下去就会踩到卤水。盐工告诉我们，踩到卤水腿就要烂了，必须要很小心地走。

　　我当时主要是负责科技以及工业项目。我干开发区的目的，考虑了几点：第一点，一定要尽快缩短中国工业与世界工业的差距，寻找一条出路，因为我是工业出身的，知道中国的工业和人家差得很远，办开发区就是要迅速缩短与他们的差距；第二，一定要摸索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新体制，我们当时就讨论，一定要按经济规律走；第三，开发区要给天津市、要给华北地区提供一个国际接口，让国内外企业以开发区为跳板，冲向国际。

　　当时国家没钱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发展方式上提出了“三为主”的方针：必须以外资为主，必须以工业为主。有的开发区盖了很多大楼，我们没有，我们在平房里工作，我们就是以工业为主，把所有的钱都要投在这块土地上，把基础设施做好，“七通一平”，要水有水，要电有电。第三，要以外向型为主，产品生产出来一定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是开发区最早提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发展思路。

　　我们认为，发展人才是第一要务；第二个呢，既然是对国际开放，就应该对发达国家开放，他们有市场经验，有更高级的人才，有很好的技术。这下我们开窍了，天津开发区的决策不仅要瞄准香港、东南亚，更重要的是瞄准美国、日本、韩国、欧洲。

　　我很早的攻关项目就是摩托罗拉的芯片，正好在这个时候李铁映同志当电子部长。过去我们在攻关芯片的时候，他是东北会战组的负责人，我是天津攻关的负责人，所以经常学习交流。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都是向摩托罗拉的方向努力，所以天津最早认识摩托罗拉的恐怕就是我了。

　　这个时候他到摩托罗拉去了，欢迎摩托罗拉到中国来投资。摩托罗拉的鲍勃·高尔文就跟他提出来，摩托罗拉到中国不能合资，要独资。李铁映同志就答应他了，结果等他回来以后才发现中国的独资政策还没出台。可是你作为一个部长跟人家说可以独资人家才来，不能说话不算话呀。李铁映同志就打电话给我说：“老叶，你那个叫什么区呀？叫特区呀，能不能搞独资呀？”我说，没问题，到我这里就行，就送他上我这里考察。1987年1月份，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林宏姆就带着一帮人来考察。

　　我亲自接待，从北京送到这，免得到别的地方碰钉子。不能搞独资我为什么说行呢？这是高新技术，怎么不能搞独资呢？再一个我相信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不能只搞合资，变化是必然的。所以我先答应“一定行”，留这块地方给摩托罗拉，跟他们讲高速公路就要从你身边经过。那时什么也没有，可我们挺热情，因为我们懂摩托罗拉的事，所以他们感觉虽然环境差，但人非常诚恳。

　　第二年春天，摩托罗拉又来人了，这一批大约是7个董事，有一个董事恰恰又是我以前认识的，叫谭宗定。摩托罗拉考察了厦门、上海、深圳和天津以后，要7个董事投票，天津得了4票。他们认为，天津的环境虽然比别人差，但这边人才比较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接待摩托罗拉的时候，我们请李瑞环同志出来了。李瑞环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天津市市长，我向他汇报时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摩托罗拉，它是高科技公司，在国际上排名很高，是当今通信业、电子业、半导体业的巨头，希望你出来见他们。结果瑞环很高兴，他说，“老叶，记得几年前叫你去，你还有意见嘛，现在看你还挺乐意的呀。”“那时叫你去，是因为你懂科技，所以你能把摩托罗拉拉过来，这不挺合适的吗？”

　　当然最后摩托罗拉来投资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真正投产是1992年。它老来考察，说明有意思，它要一去不来就麻烦了。我们决定一定要做好服务。

　　李瑞环市长说，你不是说摩托罗拉很重要吗？如果你把它丢了你这个主任就别打算当了。我跟郑华安说，具体你去负责，实际我也一直在跟踪这个项目。一次、两次，只要摩托罗拉一来就联系。1988年我们到摩托罗拉总部去了，它出钱，到美国做一个月的全面考察。我首先访问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又去了硅谷。当然一定要去摩托罗拉总部和 IBM，游说他们到天津开发区来投资。高尔文也出来了，我在那儿第一次看到无线通信产品。在那桌子上摆了一个电话，没有线，高尔文说这个电话叫无线电话，可以拿起来打到我家里去。结果还真通了，半夜三更的，我爱人说你怎么回事呀，这么晚往家里打电话。我说我在试电话呢。我当时想，奇怪，没有线也可以通呀。

　　本来1989年高尔文就要来投资了，但又拖了一阵子。1990年他们又回来了。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大开放的格局全面打开，咱们国家法律又改了，原来不许外方独资，这时可以了。我就跟他们说，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你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得注册，能不能先把企业注册，建立一个很小的公司保持联系。他们经过考虑以后，3月份就向我们提出申请书了，但审批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

　　为此，我还到中南海找到李铁映说，“你介绍给我的，怎么批准的时候又有问题？”他说，“不会有问题呀，有什么问题？”当时国家计委负责人是曾培炎，结果李铁映同志还真找到了曾培炎。曾培炎说没什么大问题，只是细节可能有点问题，总的来说，还是支持的。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专业队伍，当时有郑华安、闫征，还有几位很能干的同志，针对为摩托罗拉做好服务的事情，全都出动了。当时就等于立了军令状呀，一旦丢了这个项目，每个人都有责任。然后就定下时间表，明确什么时候必须把这个项目弄下来。那天晚上我们去北京谈判，一直谈到夜里两点，基本上行了。第二天早晨就要签字，因为领导第二天就要出国，所以我们半夜打电话说，你出国前就要签字。

　　后来领导签字了。这是第一个高科技项目，美国投资了1.2亿美元。当时就轰动了，1992年全国也没有看到有1.2亿美元的投资。原来我们想，有300万美元就不错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总结出，抓到一个跨国公司，只要它有核心技术，就会带动一大片企业为它服务，我们整个技术档次就能大幅度提升。

　　最初的10年中，摩托罗拉在天津不断增资，达到了30亿美元，当时这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它建立了很大的通信、半导体、汽车电子生产体系，围绕着它，有上百家配套企业，有上万名职工，一年的产值能达到50亿美元，每年有十几亿的出口，是中国最为成功的外商投资企业。天津开发区的各项经济指标也都是第一，工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

　　后来，又有几个巨人来到这里，三星来了，三洋也来了，丰田也来了。这些巨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用这种方式，不就缩短了中国工业跟世界工业的差距吗？十多年时间，天津开发区IT产业的利润超过全上海IT产业的利润，敢想象吗？不敢想象。就因为它是世界跨国公司的产业群体，所以它的利润超过全上海两三千家IT利润的总和，不仅超过上海而且超过深圳，超过广东。这就是和“巨人”同行嘛，要是没跟“巨人”同行，开发区就只能够排在中等地位。

　　青涩的时代

　　一线的工人们很少知道叶迪生所讲述的历史。鲍彦也是在多年后担任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业务运营总监、参加高层会议的时候才有机会听到叶迪生讲故事。而此前，在天津人鲍彦头脑中，根本没有任何开发区、摩托罗拉的概念。

　　来摩托罗拉之前，女技术员鲍彦在天津一家做光纤天线的军工厂工作了7年，发展空间有限。当她看到摩托罗拉招聘广告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级企业值得一试。

　　面试她的经理拿起一个东西说：“哎，你要来这个公司，做的就是这个。”经理拿的是手机，而鲍彦根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来摩托罗拉报到的时候，她根本找不到来开发区的路。打听了很多人，才知道在火车站附近有一趟公交车可以到。到了之后发现，虽不至于说是荒地，但是离市区很远，太安静了。

　　鲍彦的工号是八百多号，之前摩托罗拉的BP机生产线已经招了一批职工，鲍彦属于手机部门。第一次上班的时候，因为不知道班车怎么坐，她八点钟从位于天津市区的家中出发，到公司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从国企到外企，在1993年的天津来说，对任何人都是很大的挑战。

　　“太不一样了。一来就觉得不适应，工作节奏、要求跟国企相比是两个世界。当时觉得自己也是搞技术的，怎么到这里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小到写一个会议报告、做一些数字采集、起草一些文件，都很难。写周报告也很头疼，交上去之后往往被外方领导批评得一无是处。老板眼里没有看得上的人，每个人都挣扎在要不要辞职的边缘。”

　　摩托罗拉曾招聘了一个资源开发工程师，希望他可以找到适合的供应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工作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没有一个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能够符合摩托罗拉的标准。工程师不久就辞职了。

　　尽管如此，谈起近20年前的往事，我们仍能够感受到鲍彦抑制不住的兴奋，那个青涩的外企初来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回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可以满足跨国公司所有操作层面的需求。目前，公司的外籍员工已经很少了，甚至有点中国人自我管理的味道。扎根天津多年，摩托罗拉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已经像主板一样固化到这个世界工厂的北方桥头堡中。

　　但是，摩托罗拉想保持更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还要努力克服更多的资源约束，比如技工问题。

　　多年以来，摩托罗拉一直与天津开发区职业技术学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摩托罗拉的一部分生产线甚至也设在该校。这所职业技校由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天津开发区涉外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暨天津开发区中等专业学校于2002年4月合并组建。

　　摩托罗拉是最早与涉外职专有合作的开发区企业。正如前文叶迪生所描述的，在摩托罗拉的引领之下，开发区聚集了一批电子信息企业，对技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技工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有了天津开发区职业技术学院存在的价值。

　　当时的合作形式很简单，主要是学生去摩托罗拉实习，摩托罗拉有需要的时候也会请学生帮忙去赶生产进度。根据摩托罗拉的需求，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教材，每有技术革新，教材随时调整。一些表现出色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被摩托罗拉选中。这些摩托罗拉“学生军”来自全国23个省市，很多是农村孩子。

　　到今天，摩托罗拉质检环节甚至有一部分真实的生产线设在该校。

　　这部分的教学和生产已经高度融合，在与摩托罗拉厂房一模一样的电子门禁后面，这已经是公司化在运作，对公司来说，这节省了一定的用工成本，也培养了能马上上岗的毕业生，对学校来说也节省了教学成本—不需要专门买来电子材料让学生试手—作为纯粹的一次性的教学消耗品。

　　中国的职业学校经费短缺，更何况这个民营学校，没有足够资金无法获得昂贵的开发区各种大项目所需要的人才的培训教具，于是校企合作办学就成为了这所职业学校拓展专业的重要模式：当被称为第二代泰达活力代表的一汽丰田入驻泰达，学校开设了汽车相关专业；当空客A320总装线落户空港后，学校专门与加拿大国际航空学院谈合作，计划在2011年底派出第一批28名学生留学，毕竟现阶段买飞机是太过困难的事情，而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让学生们具有实操能力，所以学校委托加拿大国际航空学院帮助他们培养这批人才，应对此后空港工业区带动起来的天津航空航天工业的人才需求。

　　在这里，他们并不发愁找工作—学校与摩托罗拉的合作方式，逐渐蔓延到开发区的多家企业。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98年始，“天津—摩托罗拉合作委员会”成立，合作委员会中，包括开发区海关、财政、税务等各个部门的领导和摩托罗拉主要体系的负责人，双方定期开会，沟通、协商、解决问题。

　　比如，摩托罗拉可以享受海关的特批。此类企业对新品上市时间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对公司影响很大。摩托罗拉可以在合作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需求，开发区海关对其生产所需设备、零部件可以先放后报，以保证新品生产。

　　有一年，鲍彦去深圳参观富士康，她的第一个感觉是富士康规模真大，第二个感觉是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待遇不及摩托罗拉在天津的待遇。种种因素造就了摩托罗拉在泰达的辉煌，其产值一度占到开发区半壁江山。后来，一批跨国巨头也追随摩托罗拉，相继在此投资。几年之内，便形成了以摩托罗拉、通用、三星、松下等企业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群，该产业成为泰达最早成型的支柱产业。摩托罗拉与开发区的合作模式，也在此后引入的企业中不断复制、改进。

　　如今，泰达聚集了五十多家跨国公司投资的近百个项目，并形成了5个高新技术企业群：电子信息产业群、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群、生物医药产业群、新材料产业群和新能源产业群。2010年，开发区GDP突破1500亿元， 占天津市GDP总量的30%以上。

　　我们在泰达采访的时候，正赶上昔日手机业界的先锋和王者摩托罗拉做业务分拆，人们对摩托罗拉的未来心存担忧。而早在2003年，摩托罗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夫·高尔文就已辞去在公司的职务，结束了他执掌自己的祖父于75年前建立的摩托罗拉公司六年的任期。一个时代似乎就此终结。

　　摩托罗拉结束了在泰达的一支独大，而泰达也结束了在全国开发区中的一支独大。1992—1993年，国家批准了第二批18个开发区；2000—2002年，批准了第三批17个开发区；此外，国务院还先后批准了众多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大量开发区模式趋同，竞争惨烈。泰达与天津，开始寻找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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