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天津不知道社会主义好。”虽只是民间流行的一句俏皮话，却道出经济结构差异这一严肃命题。“国字头”优先、“铁饭碗”可靠的观念，即使今天仍在天津占有一席之地。这使得这座城，在近三十年的市场化大浪潮中，给人们留下了保守、沉闷的驽钝印象。然而，近年来重归经济前沿、再次走向海洋的天津，正在自我颠覆。

　　《锦绣》杂志记者：严晓霖

　　今天，走在天津繁华喧闹的商业区，仍不时可见“国营”字样。一式的红色招牌，挂在最打眼处，背景是港资的摩登商场。像是某种胎记，提醒着你，这里是“不来不知道社会主义好”的天津。

　　在天津，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知名的民营企业不多，明星企业家更少。偶尔出现一两位，往往是命途跌宕的“另类”。比如学者出身创办“家世界”、再亲手葬送之的杜厦，是在南京接受高等教育的北京人；被柳传志送进过监狱、转而缔造“顺驰”神话的孙宏斌，是一身狠劲的山西人。二人均非天津生长，成败却系于天津，创业历程亦有着鲜明的天津烙印。再如，孵化过若干本土中小企业的民营科技园投资商“鑫茂”集团，掌门人杜克荣是出生在江苏徐州的北京转业军人；亿元接手“狗不理”，先后并购“宏仁堂”、“同仁堂”的餐饮界带头大哥、老字号专业户张彦森，则是从山东北上天津闯世界的杂技演员。

　　“天津本地的企业家一般都很知足，只要每年能赚个几百万，就不会想着再做大，而是忙着享受生活去了。”当地报纸经济版的记者这样总结。“身家几千万的大老板，约人吃饭谈个事儿，就爱找那种马路砂锅小铺面，吃个烤串，才显出感情好来。”听到这里已分明是赞许了。“这个人性格、作风，一点都不像天津人。”形容在天津发迹的外地人时，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老所长罗澍伟分析，最早聚集在天津的平民，是码头工人、走卒商贩。第一批定居的“上等人”，则是明代军屯的武官。码头工人追求的是安稳的小日子，军人则听命国家、服从纪律。所以天津人的性格，最典型的是本分、中庸，小富即安，稳定压倒一切。这与企业家最要紧的开拓、冒险精神，似乎相悖。

　　混血的商业基因

　　往前追溯，天津历史上的本地巨贾的确鲜见。元明清三朝，天津开放私盐营运，尝到甜头的南方盐商北上天津拓展盐务，求的是商业、仕途一举两得。这些盐商往往原籍江浙、安徽，后来亦有晋商闻风加入，牟利后效法南方如扬州盐商筑园修林、豢养书画文人及戏班，一时出现天津“小扬州”的类比。盐商们带来的南方风俗、营造出奢靡散漫的安闲气度，至今渗透在天津城市和生活的骨血里。

　　至于殖民时期，天津最著名的商人群体“买办”—受雇于外国资本、辅助双边贸易的中国经理人，最早也是广东人、宁波人。本地人起初不屑，称帮洋人做事的人为“洋奴”。后来也逐渐接受，进入到外国银行或洋行供职，并形成了与广东帮、宁波帮并举的“北帮”，一并成为其后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天津并不天生有活跃的商业基因，经过数百年南方商人的示范、落籍、混血，李鸿章督办机械局、袁世凯开发河北新区的数十年耕耘，外加九国外商的近身调教，后天的给养不可谓不充分。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本土商业精英，有人这样总结过共性：都善于捕捉身边的机会，并且在经营人脉关系上有一套。一旦找到一棵“大树”，会围绕它精耕细作，恨不能把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提供给它。具体表现在，围绕各个开发区和大企业，诞生出大量中小企业，从提供零部件，到建筑施工，到物流、餐饮，无所不包。其中一些，最终发展壮大，成为行业标杆。

　　在我们的寻访中，便碰到两家如是成长逻辑的公司。一家靠卖饺子卖成了豪华别墅开发商，另一家则从“包机大王”做成了民营航空运营者。虽不同路径，领导人却有着相通的生活态度：一位业余时间嗜好帆船、高尔夫、绘画等各种挥洒，另一位则热衷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做煮夫。他们不至为了成功舍弃自我，面对媒体也一贯低调，无倨傲、无伪装，不制造话题，亦不回避问题。偶尔蹦出的天津口音，令纯职业性的交谈也轻松了起来。他们，的确与在北京场面上打滚的熟脸不同。

　　从百饺园到正信：餐饮与地产的混搭

　　没有见到正信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冯晖。微博(http://weibo.com)显示，他正在三亚，开了帆船出海烤鱼。

　　冯总建立的自由岛论坛，定位为“超级玩家门户”，以各种航海项目为主，兼事摄影、徒步、自驾、吃喝玩乐，在驴友尤其航海圈子里颇有名气。

　　最近的他看来有点“微博控”，起早贪黑，天天刷屏。却只是作为私人领地，只有生活场景、人生感悟，没有工作、公关，不做社交性的转帖、附和。看看他的标签，便可了解他企业家之外的其他 “成分”：驴友、马术、旅行、摄影、户外、探险、帆船、海钓、自由岛超级玩家、航海。“生活美好是目的，事业是过程。”他说。于是这位在公安局待不住的复员军人，现在三亚买了几栋大别墅，还要在市中心建一座倒三角形的五星级度假公寓，设计费掏出去上千万。“有人问过我当年为什么下海经商。我说：我忘了，可能是因为一辆摩托车。下海以后才发现，我根本不会游泳。为了活命，只有模仿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游泳姿势加上自己的想象，拼命的游。万幸，终于上了一个小岛活了下来。与我同时下海的99个人都牺牲了，其中很多游泳健将。”天津人都知道，投身地产前，正信的主业是餐饮。旗下知名度最高的品牌“百饺园”，竟是从职工食堂起步的。

　　当年为支撑公司运转，冯晖开了一间食堂。自己喜欢吃饺子，便雇了一位有经验的师傅包手工水饺。馅料讲究、品种不少，慢慢地除了职工来吃，周围居民也闻讯来买。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尝试着开了家小店，100多平米，几张桌子，交口相传，于是逐间平价店开出去。靠四星级酒店“财富豪为”、住宅项目“俊城·浅水湾”打响品牌后，正信的主业开始向地产倾斜，更转往更加高端的别墅项目及商业地产。前者如与央企五矿合作的“大学城”，后者主要指三亚、海口的度假酒店。

　　餐饮与地产是两个可以相辅相成的行业：地产为餐饮带进大客户，餐饮则能为集团增添影响力和美誉度，同时消化商务成本。2008年时，正信意识到了这一点。平民化小店对利润贡献太薄，对品牌增值亦无力。于是制定下“双品牌”战略：“百饺园”发展成为中高端酒楼，五年内环渤海布局；新设子品牌“饺好运”，走时尚简餐路线，依附购物中心，目标在全国乃至海外拓展。

　　接受采访的邢凤翔，是百饺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丰富、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天津本地人，三十多岁年纪，进入正信未满两年。他的职业履历，是国美、万达等家电连锁、商业地产行业，并非餐饮。而这正是正信需要的。

　　根据正信委托中国指数研究院做的品牌调查，百饺园在天津的知名度、美誉度仅次于已民营化改制的百年老店“狗不理”，超过了国营“老字号”全聚德、鸿起顺。对一家创办十五六年、纯粹民间生长出来的餐饮企业来说，这样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令人惊奇的是，算上开张不久的鼓楼精品店，其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天津大本营，只有七家店面；其他，仅在北京有不成气候的两三家分店。

　　“公司现在进入到了跑马圈地、密集开店的加速期。”邢凤翔分析道。在他办公室墙上，挂有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四个城市的商圈分布专门地图。前三者满是密密麻麻的据点，和各种片区的几何图形；天津明显寡淡、稀疏，绝对数字恐怕未及前者零头。

　　“2005年以前，天津的餐饮业是绝对滞后的。‘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明确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2008年，全国餐饮企业平均增长17%，天津增长了24.7%！即便如此，仍远未饱和，而是处在细分市场的进程中。2015年以前，新一轮的‘移民潮’还将涌入天津。现在是做餐饮企业的好时机。”与冯晖以及我们接触到的另一位正信金融业务版块张姓总经理的性情中人气质不同，邢凤翔更贴近职业经理人的标准形象：理性、勤勉、表达简练。普通话标准，不掺杂半点天津口音。

　　进入百饺园后，邢凤翔考察过两岸四地绝大多数的中高端连锁餐饮：俏江南、张生记、鼎泰丰、小南国、利苑、皇后、陶陶居……“天津本土的餐饮企业大多埋头做事，不肯学习。”在他看来，这是天津做不出“本帮菜”概念的原因之一。

　　现如今，俏江南、鼎泰丰、金钱豹、采蝶轩等餐饮名牌已经进驻天津。热闹过后，上座率却不甚理想。“天津人认老品牌，你看‘百饺园’的品牌忠诚度居然能达到49%，在其他城市30%已是令人咋舌的数字。这些‘外地和尚’到天津来，需要一个服水土的过程。”邢凤翔承认，百饺园与这些成熟品牌相比，许多地方需要学习和改进，但若论拿捏受众心理，则强龙难压地头蛇。比如，定价艺术。百饺园的精品店，单客消费200元。似低也高，比周围店家尤其外地品牌只略低一点；高度弹性，可以更低(多上饺子)，也可以更高(海鲜、酒水)。“天津人都知道，百饺园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在收入水平仅为北京三分之二的天津，价格仍是重要的。

　　餐饮板块强化后，其地位被提升到了与地产并举的高度。随着天津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邢凤翔直言过去人说“天津不适合投资开店”的老观念该改改了：“我认为现在的天津就是10年前的北京、上海。经济增量近几年还会有大提升，对餐饮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在他的计划里，百饺园近期还会成立食品加工公司，将速冻水饺、秘制料包等尽数商品化，进入超市销售，建立国际化的产业管理体系。“我希望未来能走得更广阔些。”那是否意味着，全体国民都有机会吃上天津卫的饺子？

　　从“包机大王”到“大田王”：带着地域印记出走

　　北京天竺空港开发区，籍贯天津的大田集团是第一栋落成的楼。正、侧面楼顶，“DTW”三个橙色字母远望可见。“DT”，是“大田”的拼音首字母缩写。而“W”，则是创始人、董事长王树生的姓氏首字母。连在一起，便是“大田王”。物流仓库、运输卡车、客货飞机、海鲜酒楼、KTV，乃至张北的牧场、滑雪场，三亚、海口的度假酒店和三亚的一座海湾，统统都写着“大田王”。霸气、直接，甚而带点简单粗暴，却也透着质朴。正如王树生自己强调的“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逻辑，大田的成长路径，与他个人的性格、决断力密不可分。

　　开发区附近没有什么商业配套，员工来到公司便自动切换到工作模式。中午，从王树生本人，到各位海归的、已是行业翘楚的高管们，再到普通工人，一律在职工食堂吃工作餐，塑料托盘，两菜一汤。王一般去得较晚，菜色已近卖空，这时厨房会为他提前炒两个新菜，算是特殊待遇，供他把未开完的会从办公室挪到餐桌上继续。

　　这便是他在北京总部的状态，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日的忙碌令他面容、声调略显疲累，但他已修炼出一流企业家们共通的“特异功能”—似乎闭上眼睛再睁开的那一刹那，便又重启，接上了电源。

　　“天津相对闭塞，北京更便于联络全国，引进人才。”2003年将总部从天津迁来北京后，他便成了京津高速路上的常客。天津一个家，北京一个家，孩子送去了国外读书，专心料理家事的妻子则随他两地奔走。他很少应酬，除了吃食堂，便是回家吃饭，而且酷爱做饭。随着公司日渐壮大，待在办公室的时间也愈来愈少，更多时候是在路上。“有时候几个星期也回不了天津一次。”亲自下厨炒两个小菜的乐趣，只有在春节才能享受。“年三十围裙就系着，从初一到初七一家老小天天吃我炒的菜。你说累么，好容易歇个几天也不闲着？我觉得不。脑力劳动累的时候能用体力劳动调剂是一种幸福，生活乐趣，人生动力。”

　　在意这些细微感受的他，可见并不是天生用天津话讲“挣命”的个性。当年扔掉交警铁饭碗下海，似乎也不是为了个人成就、价值实现，而是更加朴素的出发点：“做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做父亲有父亲的义务。起码得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妻子过好的生活。是很朴素，但人往往便是在这种朴素中一步一步跳跃。”

　　他也确实选择了一个朴素的行业：货代。1990年，36岁的他揣着仅有的6万元积蓄，创办了一家货代公司。当时，这样的小货代全国至少有上千家。次年苏联解体，敏感的他去到俄罗斯实地考察，发现解体后的东欧各国轻纺、日用品奇缺，中俄及对独联体贸易开始火爆，海、陆货运已经过度竞争，惟有运费高、风险大的空运相对冷清。“风险大，机遇也大。关键是如何避开风险，变不利为有利。”1992年底，在国航天津货运部的支持下，王树生率先在天津机场包租波音747向俄罗斯运货，开了国内个人包机做货运的先河，由此跻身物流行业。短短几年后，创下了年度包机运输逾300架次的记录，被称为天津的“包机大王”，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9年，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快递公司—美国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初入中国，选择大田作为合作伙伴，双方成立合资公司，由大田独家代理其在中国的快递业务。当时的竞争对手，不乏中远、中外运这样的国企巨头。大田之所以胜出，在王树生的总结里，凭借的是其与联邦相近的理念、可融合的文化。这在联邦的发展史上是个特例，其在世界任何其他市场上均未开放过合资联营，而是一律自主。2006年，联邦以4亿美金收购了大田拥有的合资公司50%股权，连同大田在中国的快递网络，回归独立经营战略。大田亦笑纳、退出，双方和平分手。

　　比照近年来许多针对合资纠纷的喧哗舆论，甚而闹上国际法庭的负面案例，大田与联邦的愉快合作，在中外合资史上该当留下一笔。“联邦快递是世界上非常优秀的公司，大田从联邦身上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可以说，没有与联邦的合作，就没有今天的大田。对于这一机会和缘分，我非常感激。”提及联邦，王树生不吝赞美之辞，带着天津式的感性与体贴。对于出让快递业务，他认为站在对方立场考虑可以理解。而联邦开出的诱人价格，则给了大田甩掉包袱、向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综合物流供应商转型以助力。

　　事实上，双方的合作并未终止。直至今天，联邦在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快递业务，仍在由大田代理；卡车运输环节，也由大田提供服务。这是否近似一种现代的“买办”关系？历史积淀在今天得以延续，整体保守的天津，面对外资的态度却相当开放。

　　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提出“在华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的倡议，王树生是坚定的支持者。“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往往是世界知名的优秀企业。他们在中国注册，雇佣中国员工，提升中国服务，为中国政府纳税，不仅应当被等而视之，中国人应该拍手欢迎才对。有些国内企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打击外企，实质为的是抬升自己。我是坚决反对这种态度的。”

　　这叫人联想起历时十数年的“达娃之争”。杭州民企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的诉讼战，从国内蔓延到了斯德哥尔摩商会国际仲裁院(SCC)，进入到了商务部长的外交谈判，耗时两年半，一时舆论哗然。推崇“毛主义”的浙江人宗庆后，面对媒体时一贯坚持，娃哈哈在与达能的合作中自始至终没有收获任何有益的经验，甚至质疑对方发起合作的初衷便居心叵测。

　　相较宗与政府高层的一贯亲密，王树生则习惯保持距离。“我们会根据政府的规划来制定自己的方向，但不会主动去建立关系。这几年天津的环境很好，领导对民企态度发生很大变化，支持、开放，基本有求必应。但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服务意识还比较欠缺。”

　　娃哈哈与大田，成为一对比较极端的反例：一个存在于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华东，一个发迹于民企力量可谓稀薄的天津，保守与开放，强势与包容，相映成趣。

　　与冯晖的潇洒漫游不同，王树生的状态与宗庆后倒更接近，都是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型。不打高尔夫，不休假，不会玩，拥有那么多休闲物业也从来没机会消费。“发展到这一步，公司已经不是我的了，我也不是自己的了。是股东的、员工的、社会的，余下一点也是家庭的。”他口中反复出现的词语是：责任。苦恼，但也有成就感，有快乐。老朋友经常打电话调侃他：“王总啊，在夏威夷海滩躺着呢嘛？”这段子萌生于他将快递卖给联邦的那一年，30个多亿落袋，却没有从此享受人生，反而担子越来越重。“人在不同阶段，幸福感来源不同。我如果还满足于喝二两酒吃个小菜，早就去夏威夷海滩躺着了，还接受什么采访呀。”习惯成自然，他便也时不时地这么自我调侃。

　　自去年2月以5亿元抄底收购国内首家民营航空公司、同样发轫于天津的“奥凯”以来，大田便再没有淡出过媒体视线。这意味着已经脱手航空快递，转攻公路卡车零担、仓储物流的大田，又重新杀回了航空业。

　　2006年，均瑶集团入主奥凯后因战略方向、出资规模与股东不睦，引发旷日持久的股权纠纷，致使奥凯一年亏损3个多亿，直至2008年停航。“企业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管理中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思想，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之上。”王树生认为奥凯的问题在于高层投资者，公司本身仍有相当投资价值。全资收购后，他虽为董事长，却仅作为战略投资者，笃行总经理负责制，对奥凯停航事件前的运营团队进行了“系统还原”。同时迅速扩大机队规模，共引进了6架B737—800型客机、1架新舟60，加上接盘时的既有飞机，数量达到了12架；并与波音签署下10架B737—800的购买协议，预计2014年起陆续交付使用。今年的夏秋季航班中，奥凯将新增张家界、桂林航线。王树生为之确定下的“干支结合、客货并举”方向，正在日渐清晰。为强调及确保航空业至关重要的飞行安全，他预备对高管配置股权，6月底便可完成，为5年内上市计划奠定基础。

　　国际货运、仓储物流、公路运输、航空、牧业、休闲地产，在192个城市设有分公司，从15个人扩大到6700多名员工—早已超出单一物流领域、发展成为综合性集团公司的大田，从天津出走，已然走遍全国，走向世界。与仍在据守天津的正信不同，大田身上的天津印记正趋于淡化。标志之一，便是高管团队的南北东西籍贯大融合。转念一想，天津自古便是南北交融、东西荟萃之地，与政权共舞，无碍通达海洋。如此说来，大田的地域印记或许不再外化，却深入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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