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莲圣母和她给外国人带来的可怕威胁，妈妈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一点一点的，那座妈妈曾经害怕和痛恨的城市已经成了她的整个世界。就在刚才，我问她是否想回英国，她还说：“不，我不能离开天津，现在不行。”

　　——布莱恩·鲍尔《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

　　一座博物馆和它展览的时代

　　口述：航鹰 

　　整理：《锦绣》杂志副主编刘君

　　天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在这里，东西方各国风格迥异的建筑群鳞次栉比。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殖民者将海河两岸当成了建筑“试验场”。那个时代的天津，被人们视为冒险家的乐园、淘金胜地、与上海并驾齐驱的时尚之都，世界各地的绅士云集于租界，拄着文明棍去劝业场购物，在富丽堂皇的利顺德餐厅里举办宴会，去起士林西餐店喝咖啡或者到中国大戏院看戏……

　　而此时的严复在办《国闻报》，与上海的《时报》成为南北维新志士的两大媒体战场；梁启超寓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饮冰室写他的《中国文化史》，并不时前往张伯苓等人筹办的南开大学讲课；一代宗师李叔同将西方的绘画、音乐等揉入中国艺术形式，并掀起一场话剧运动，直接启发了后来者曹禺—这些人物以及所关联的史实，后来都成为天津精英文化的坚持者们最重要的论据。

　　光芒夺目的人物和天津的“美好”近代，似乎都在海水退潮后烟消云散。而位于河北路的“近代天津博物馆”，几千张老照片及书籍、绘画、实物等又带领我们重温旧梦。这是一座有着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小洋楼。创始人航鹰是一位作家，《明姑娘》、《启明星》等著作让她名噪一方。现如今，她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入在这座博物馆上。

　　航鹰在租界内长大。大约十年前，她在老伴或儿子陪同下开始了跨洋旅行，寻访那些天津人曾经的“洋老乡”，为博物馆以及天津那段复杂的记忆寻找确凿的证物，后来她辗转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为这些证物争取展览的空间。她围绕自身与“往事”的讲述，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时空交叠的画卷。

　　而解读这幅画卷同样意味着一场艰辛的旅行。博物馆中陈列的“惟一性”的“片段”—在历史学者罗澍伟看来，这些航鹰本人通过多年的跨洋之旅搜集而来的资料，丰富了天津的侨民史，但相对于重构天津史这个庞大的工程而言，还远远不够—这一段并不算漫长的历史旅程，需要更多的人沿河上溯(罗本人编著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百年中国看天津》等书籍正是为此做出的努力)。这一路上，航鹰并不孤单。她悉心经营的博物馆，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下一步工作，或许就是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串联起来，进而一步步完善历史的真相。

　　我从小在租界长大，15岁到天津人艺。我觉得暗中可能有某种缘分，把我和胡佛总统、德璀琳、汉纳根这些人连在一起。当时并不知道，现在想起来非常神奇。

　　我生在天津，但不到满月，就给抱到太行山去了—笔名“航鹰”原本是太行山的“行”，婴儿的“婴”。1950年代初，我回天津读书—“干部子弟小学”，地点就在胡佛总统故居。中学在“女一中”，是德国兵营的房子。家住在小白楼，每天上下学，我都要路过解放路—当时解放路分成两段，英租界部分叫维多利亚路，德租界部分叫威廉路。沿途有老起士林店和汉纳根的故居，然后一直拐弯就到海河边。15岁时，我还是初中生，戴红领巾进了天津人艺。1982年到作协，一直到现在，67岁还没退休，一生就这两个单位，非常简单的经历。

　　在天津人艺工作后，每天上下班我都要路过“五大道”，穿过附近的一片墓地，叫万国公墓，德璀琳墓就在附近。我们经常去看一所老楼，就是《往事》里写到的德璀琳故居。后来，人艺送我到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当时我住河西的英租界，现在的张自忠路附近。我骑自行车去上学，顺着海河北上，过了法国桥，是意租界、奥地利租界，然后是曾经发生“天津教案”的望海楼。我接着沿金钢桥往北站方向走，才到学校。每天，不管披着朝霞还是夕阳，从西岸到东岸，我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洋房。有时候，我们去公园玩—当时一个租界有一个公园，法国公园现在叫中心公园，英国公园当时叫维多利亚公园，现在叫解放北园。

　　那时过河要靠摆渡，推自行车的两分钱，行人一分钱，也没有人管，就有一个铁桶，上船的时候，发出哗啦啦的投币声。我从家门出发，过了海河就是俄租界。顺着俄租界看，都是俄罗斯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种俄式洋楼。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契诃夫、屠格涅夫等。我们年轻的时候正赶上俄罗斯电影的高峰，后斯大林时代，解冻前后。斯大林时期不敢涉及政治，电影人就改编名著，什么《脖子上的安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还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奥赛罗》、《第十二夜》等。

　　人艺有自己的剧场，叫人民剧场。我们上午和晚上工作，下午让大同志休息。我们小同志不睡觉，早早骑车奔到剧场。如果座位多，就跟观众一起看。满座了，就在后台坐在卷起来的地毯上看反的。有时候来晚了，先看后一半，第二天来早再看前一半。总之一部电影看了很多遍，像《奥赛罗》我看了十几遍。

　　现在，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做“近代天津博物馆”上。有人问我：你现在的文笔仍然不错，为什么不写作，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呢？我说我当初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档作家，中国不缺我这么一个搞虚构文学的人，你们大伙儿不都挤着去搞那个吗？但是做博物馆，大言不惭地说，天津市只有我能做，因为我从小有这样一些积累。

　　你们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儿媳妇张畅的硕士论文原来是社会学，给我拉着成了历史学博士。儿子刘悦在旅游业工作，原来也不同意做博物馆，现在重心已经逐渐拴在这儿了。女儿刘欣在德国，帮着在欧洲找史料。没有三个孩子帮助，我也干不了这个。

　　钱，一开始都是我一个人化缘，房子也是我“化”下来的。我找官员要，不跟企业家打交道。官员不要求回报，说实话你想请他吃顿饭他都不好意思—我们是本土名人，在天津靠这么一张脸。我们有我们的生存之道。你得去官员那儿游说，告诉他天津这个历史怎么丰厚，怎么样才能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如今的年轻官员大都很重视文化，容易和文化人沟通。

　　学者们出书，都是局限在学术的范围内，没有把它变成大众的东西，我要把这座城市的历史变成让年轻人、读者、官员们普遍了解的东西。原来天津被人误解为只有流氓、混混、年画、狗不理包子等，电视剧和相声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了一个误解—天津就是一个草根文化的城市。大家拿天津开心，天津人出来永远是反面人物。我们搞精英文化，草根文化不是我们研究的取向，另外我不要别人“嚼过的馒头”(注：指陈旧的史料)，我关注的重点是历史上国际社会与天津的关系，大都是总统、李鸿章以上的人物；另外就是别人没用过的东西，没有发表过的。坚持“天津视角”，张自忠，你们光说他是抗日名将，我说他是天津市长。

　　十年来“坠入历史的隧道”，最初的缘起是儿媳妇写论文要了解天津五大道的历史，我从房管局请来了朋友金彭育，他知道的事非常多，就是爱犯天津普通人的病，真的假的说得天花乱坠的。坊间传说，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就变成天津历史了。他多年来在房管局工作，注意收集哪个老房子原来住的是谁。他们现在出了一本书叫《天津小洋楼》，尽管里面不完全准确，但起码是一个索引，有四本呢！金彭育是一个人物，我把他请到家里给儿媳妇讲五大道的历史，我一开始只是去斟茶倒水，结果越听越有兴趣，忽然灵机一动：“昔人已乘黄鹤去”，天津的小洋楼空留下来，洋人哪儿去了呢？洋人的后代哪儿去了呢？全国的作家没有写过，我想开辟一个冷门创作领域，写一本历史报告文学，这个书到现在零零散散已经写了好多了，但还没有成书，原来我想起名字叫《寻访“洋老乡”》，《一路遇天使》或《一路惊奇》。后来出版社说，外地人不明白什么叫“洋老乡”，他们出的题目我觉得还可以，叫《洋家族的中国记忆》。

　　当初只是想写这个东西，因为我跟外交部李肇星他们特别熟—从1988年起，我做了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又做了10年的天津市人大常委，这么一个特殊经历就使我跟从李瑞环开始的各界官员都非常熟，而且我又是女士，善于交际，喜欢开玩笑，就这么一个性格，属于自来熟，5分钟之内咱就是好朋友了，没有生疏的过程。我通过外交部的关系慢慢找人。

　　因为女儿在德国，我们就决定先从德国开始。我访问奥地利时，和驻奥大使杨成绪特别熟，他回国后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带着我到德使馆跟耶思公使见面，提出我们要找德璀琳、汉纳根的下落，希望研究天津的德国租界。这样就把耶思公使请到天津来了，带他看租界，尤其是德国俱乐部，他看了特激动，不知道原来天津德租界存有这么多建筑。然后他就发动北京的德国商会、天津的德国商会，一共给我们凑了一半的旅资去德国—我要去两个人，基本上够一个人的，由汉莎航空公司提供。

　　但是这就像大海捞针，上哪儿，捞谁去啊。这个时候我就托杨成绪大使注意一下曾经在华居住过的德国侨民的下落。杨大使是个资深外交官，上海人，谨慎、小心、文雅，非常讲信用。他每天收到各国来的材料特别多，其中有一个油印的小杂志，是“曾经在中国及亚洲居住人士协会”的会刊，会刊上有一个中文图章“亚洲之友”。他大概一翻，后面有那些人的联络地址。他给我来电话，然后把杂志寄来了。我又寄给德国的女儿，跟她说，你顺着这个联系方式，凡是天津籍的，都联系上，就说我要去德国采访他们。女儿说您想什么呢？老娘您就是一个作家，想象力太丰富，德国人愿意接待咱们吗？我说你先联系，你还没有联系，怎么知道他不接待我啊？她问您钱从哪儿来啊？我说你管我钱从哪儿来啊？我反正能去。

　　就这么去德国了，在汉堡，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莫妮卡·施提罗博士，我们称她为“洋老乡第一人”。她生于天津，18岁离开天津，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因为她的保姆是北京人，所以她说天津味的普通话。找到她的时候她大约70岁，今年也快80了。我写了很多莫妮卡的故事，我写她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她说：我18岁的时候“去”了德国，而不说“回”国。她自我感觉是一个天津人。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每年夏天来天津，我说您再来，别赶那么热。你猜她说什么？这多好，这才叫“过伏”，我们汉堡那叫“伏”么？她给我来电话，说要回中国。我说我接待你，在家给你包饺子，你想吃什么馅儿的？她说：想吃茴香的，还有麻酱面。我说我知道，你说麻酱面、花椒油、黄瓜丝对吗？她说对，一点错儿都没有。这个人中国通到这个地步。

　　她的丈夫施提罗先生帮我们参谋了一种通票，这种非常便宜的通票是德国人为了鼓励家庭旅游、减少高速公路压力而推出的，只要家庭出游，不在高峰期，除了飞机和出租车，火车、轮船什么的都能坐，10天之内在德国随便游，5个家庭成员之内都一个价。我、老伴、还有女儿，三个人就开始了10天的德国之游，从汉堡最北端一直到德国最南端。那是2000年的10月，以登门采访和参加年会的方式，认识了四十多个“洋老乡”，一下子就打开局面了。

　　柏林、法兰克福、海德堡……还有很多老人住在小镇。其中一个老神父当时已经90岁了，他带着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区换乘七次火车，到一个小火车站已经是深夜了。他说你们等着，我们以为到站了。一会儿，老头儿开来一辆小破车，我们三个人就挤在里面，我问女儿他能开车吗？女儿说别说话，就跟着走。就这样，90岁老头夜里开车带我们走阿尔卑斯山山路，到了巴伐利亚农民小旅店住下，第二天醒来一看上面就是雪山顶了。真是一路惊奇。

　　第一次德国之行就弄来了很多宝贵资料。现在最优秀的图片还是第一次旅行弄来的，因为那都是登门造访，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扫描仪，很多人慷慨解囊就把原件赠给我们了。

　　现在我采访的人里已经有六七位去世了，包括那位老神父，最高龄的102岁。我们不知道起士林的后代还健在，原先的采访计划没有起士林。我们认识一个老太太，她打电话给起士林的儿子小起士林，小起士林多大呢？快80岁了。老太太电话里说：老家来人了！他问：为什么不采访我呢？你告诉他们，我邀请他们，路费我出。我们就这样找到了小起士林。他在科布伦茨火车站接我们，火车站只有我们是黑头发，很容易辨认。他看见我们，蓝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七八岁。后来，我们又在奥地利维也纳找到了老起士林的妹夫的儿子托比希先生，他开着承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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