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沉浸于海与河剧烈变奏之中的布莱恩-鲍尔，后来如愿地有过四次返乡之旅，为他魂牵梦萦的城市留下了纪念。但眼下，景象已全然不同，尽管见闻有时异曲同工。

　　海与河

　　以及布莱恩-鲍尔在天津的旅行

　　《锦绣》杂志副主编：刘君

　　楔子

　　我与布莱恩-鲍尔素昧平生。

　　此时，这位年过九旬的英国作家或许正在伦敦西区从不开大灯的家中追想幽暗的往事，而我在读他十多年前所写的书：The Ford of Heaven—曾有人将它翻译成“湿地上的天堂”，或者“天堂边缘”，但中译本的书名最终敲定为：《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

　　鲍尔出生在天津，他的父亲是海关的一名普通雇员，后来客死于中国南方。而他的母亲，尽管憎恨这座城市，却始终拒绝离开。他在这里度过了18年时光，才转去英国读大学。毕业后，他本想返回天津执教，但却被中国境内频仍的战乱一再阻隔归期。

　　童年时代，永不停息的海河水吸引着鲍尔。在三条河道交汇的河口，他想象着，不同朝代装满帝国漕粮的一艘艘漕船从这里经过，将南方稻田的粮食输送到北方贫瘠的沙漠和荒滩，那里有一座城池被人称为“天国之都”。于是他理解了这里为什么叫天津—通往天国的津渡。

　　在看门人带领下，他一次次踏上似乎渐成永恒的旅程：乘着小船穿过迷宫般的运河和小河，来到海河的入海口。他看到，“河滨的泥滩上矗立着最后一座大沽炮台的废墟。沿着东方的地平线，一条狭窄的深蓝色表明远处就是大海”。

　　他无数次地抚摸着旧地图查找返回英国的路线：先向北穿过满洲，到哈尔滨后绕过蒙古和戈壁沙漠，向西进入西伯利亚……再绕过乌拉尔山进入欧洲。然后，经过莫斯卡、伏尔加河谷、波兰、德国和法国，最后—沿着他熟稔的路线，成年的鲍尔经过长达十六天的漫漫之旅，最终到达英吉利海峡……然后，他又在梦中开始一次次飞洋过海的返乡旅程。

　　在书中，鲍尔充满深情地追忆道：“在月亮浑浊的倒影中，一个个我曾经熟悉并深爱的人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的中国阿妈一姐、那个被我经常唤作‘喇嘛’的藏族耶稣会牧师、那个驼背的苦力、那个花贩……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到天津来的。有一两个像我一样是在这里出生的，而其他人，比如一姐，是一路漂泊来到此地，就像小河中的垃圾一样。正是她，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是那样的鲜活、生动。”

　　1973年，鲍尔终于返回“故乡”天津。红色革命的浪潮正席卷着这个城市，三岔口附近轰轰烈烈的工业大建设也令他印象深刻。1991年，他再次返回，看到入海口的滨海经济开发区正在崛起，西方的资本再次注入到天津。根据回忆和两次返乡之旅，他写成了那本“献给天津人民”的书。虽然旧宅早已无迹可寻，但2005年最后一次回到天津时，他却在天津作家航鹰创办的“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中见到了自己的著作，他颤颤巍巍地在扉页上签下了名字，仿佛在为一场漫长的旅行画下句点。

　　在滨海向天津内陆的三次旅行之后，我才读到了鲍尔的回忆录。一些对这个城市的既有认知因此不断变化。我们几乎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却在时光中擦肩而过。这种遗憾，在掩卷之后得到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鲍尔为我的旅行提供了跨时空的见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记述远比《泰晤士报》记者雷姆森的《天津插图史纲》更为详实、客观。

　　这已不是他的时代，却自他的时代演化而来。沿海与海河两岸风貌的变迁，民间艺人的生活以及利顺德、起士林等咖啡馆里的西式生活，在今天又翻开了新一页的剧情；而所有当下的现实都有它的历史源头。作为一位“殖民者”的后裔，鲍尔堪称本文最好的向导。

　　接下来每章的开头，都节选自《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但我并不喜欢这个书名，更倾向于“天堂的边缘”—后者暗示出了天津当下的位置和滑动的轨迹。

　　(一)

　　“在中国北方，海河在流入黄海途中流经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曾经位于海岸，大海的巨浪会升到与它最古老的建筑物灯塔同样的高度。但是，许多年后，海水退去了。到腐朽的清帝国即将寿终正寝的19世纪末，大海已经向东退去了40英里，留下了一片由泥滩和盐碱滩组成的平原。海河水一路蜿蜒迂回着流经这片平原，就像一条巨蛇在寻找着自己往日的洞穴。”

　　海河的地理叙事从一把扇子开始：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组合而成的扇面水系，自北、西、南三面汇入海河干流，天津城内的三岔河口是它们汇聚的节点，然后，长约70余公里的干流，沿着狭窄多弯的扇柄，缓缓注入渤海湾。

　　然而，这片纵横交织的水系却非自然形成，军事性的目的促成了它们的连接。源头可上溯至公元三世纪初，枭雄曹操为平定北方，修建平虏、泉州等人工河渠以方便军粮运输，华北北部的诸多水道被初步打通。但百年之后，便再度解体。直至隋炀帝开通永济渠，这些河流才重新汇聚在一起，海河水系至此才基本成型。

　　海河所流经的自西向东倾斜的簸箕形平原，也并非它独自造就。作为北方河流的霸主，浊重的黄河以惊人的造陆能力，劫掠着海河与其支流，一起淤积出海河平原。它多达26次的大改道，几乎每次都改变了扇面和簸箕的形状。直到南宋庆历八年(1048年)，一名叫杜充的将领为防御金兵，决黄河由孟津入海，才使得海河在此后数百年间基本摆脱了它的牵制。

　　长期以来，这一流域的旱涝问题困扰着中国的水利官员们—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兆江向我解释说：这源于海河上游河流的性格因子，这些多数发源于太行山、燕山山脉的地上河，流动中裹挟着大量泥沙，又过于依赖六月至八月的雨水，情绪并不稳定。北京成为首都后，海河经年的沉疴便开始溃痈—京城建造宫殿和官邸需耗费大量木材，太行山和燕山两处山脉被破坏性地开采，海河流域“十年九涝”的疟疾就此触发。

　　根据鲍尔的记录，1851至1853年间，黄河再次改道，在距离天津百余里的地方形成一个新的入海口，使得城市周边大面积土地被淹。由于黄河对北方文明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一地理变化惯性般地作出解读：“天赋之权”将要从北京软弱的清代皇帝中夺走。

　　然而这一预言的传播者未能清楚判断夺权者来自何方，尽管倒灌的海水年年给他们提供暗示：每逢潮汐，快速涨潮的海水顷刻间吞噬了海河，迫使它逆向流动。1860年夏天，预言有了应验的征兆，英法联军顺着涨潮之势，终于攻陷大沽口，三日后抵达天津城，并于该年10月向西北行进，进犯京城，抢掠并焚毁了举世无双的圆明园。

　　在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看来，没有北京的定都，便没有天津；而天津又是北京的外港和门户，所以两者兴亡与共；海河则是天津的生命线—相对于黄河对整个华北平原的影响，直通渤海、南北运河交汇的地理位置对于天津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尤其在近代，西方人从海上进驻天津，带来了异域的先进文明，尽管是以殖民的方式。河海交汇构成了天津最大的特点：南北交融、东西荟萃。”

　　而自金元以来，交汇的河海已开始塑造天津城市的面貌：海退潮之后留下了盐，在长芦盐场设立之前，天津沿海渔民很早便以晒盐、煮盐为生。1316年春，考虑到直沽口漕运和盐运的枢纽地位，元帝国将其更名为海津镇。天津早期聚落开始形成。景观正像诗人傅若金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明清盐业对私人开放，大批江浙盐商来到天津，和先前漕运的士兵一起，为海河沿岸注入江南文化的气息。

　　明末，徐光启在天津屯田。他所著的《农政全书》中，海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意为众流入海之河。后来徐光启还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两人的交往记录在史景迁的书中。史景迁以为，正是传教士们打开了天津向世界开放的大门。

　　清代，海河的旱涝灾害与帝国的统治相呼应，到了晚期一发不可收拾。动辄多年的干旱，使得“赤城千里，饿殍塞途，人相食”。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海河流域又爆发了五次大洪水，《海河志》记载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直隶六七月间，大雨连绵，永定、大清、卫运、滦河水势大涨，且多处决口，被淹一百七十州县，天津淹城砖二十六级。”

　　弯曲的河道加重了涝情，且对航运极为不利。但直到清末，“裁弯取直”才成为现实—1897年，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崔琳的建议下，清政府组建海河工程委员会，对海河航线首次“裁弯取直”。1901年至1923年，海河工程局先后进行了6次裁弯。随着众多湾口的消失，两岸的地理也在发生改变，挂甲寺便是由河东挪到河西；1918年的第五次裁直工程，还使得原本位于狮子林桥处的三岔河口向上游移到今天的位置，南运河在新地点和潞河交汇。

　　1949年后，为了预防洪灾，政府注重堤坝的修筑，还在海河上游修建了水库。但在1970年代末，海河却出现了严重水荒。沿岸密集的工厂以及市区内不断膨胀的人口，终于使得海河淡水供应不足。这次水荒让中央政府于1981年决心兴建“引滦入津”工程。两年后，工程竣工，滦河上游潘家口和大黑汀两个水库的水引进天津，也让天津港重获新生。

　　为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1984年，天津市政府在南郊区东泥沽兴建海河二道闸。二道闸的修建，保障了下游通航和核心城区的工业用水—但数年之后，海河上游的工厂都先后停产、倒闭或者迁移。从许多渔民看来，这道闸口成了阻碍上下游沟通的天堑。

　　一个世纪以来，海河流动速度日益缓慢，两岸的面貌却是翻天覆地：纵横交错的巷弄和低矮的封闭式院落，1949年之后曾被大规模的工厂和工人宿舍区所替代，而1990年代，这些计划经济的衍生物便逐渐消失，广场、写字楼与公寓组合出新时代的景观。天后宫、大悲禅院以及殖民地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保留下来，堆叠出这个城市的立体空间。

　　“沽”是天津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元代漕运枢纽“大直沽”，早在天津建城的100多年前，就形成了早期聚落。这就是“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这句俗语的由来。据说天津有“七十二沽”—从西北的丁字沽、西沽起，继之是城东北的小直沽，东、西泥沽等，直到海河入海处的大沽。“沽”至今聚集着天津最繁华的人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天津的别称。罗澍伟解释说：“沽”是弯曲的海河所造就的，意思是河流转弯处；而李兆江对此做出补充：海水逆流也对“沽”作用重大，它使沿“沽”河道更深，形成天然的港口，方便货船停泊。河与海共同造就了“沽”，或者说天津卫。

　　今天，河与海的碰撞与交流集中在滨海新区。在这里，外资企业连同海河两岸搬迁来的工厂代表它们重新对话。《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将城市定性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并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一规划尤其强调对滨海新区的建设(包括塘沽、汉沽、大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区、东丽和津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陆地面积达2270平方公里，目前还在扩大)，旨在打造旧城之外的另一个城市核心。

　　不久前，位于滨海旅游区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也开始动工。这座被称为“海上故宫”的建筑，将向人们展示河与海的关系：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在潮涨潮落间互动共舞，交汇出天津城最初的骨骼，并使之日渐丰满，而后合力在下游缔造出滨海新城。但此时的海河干流已被二道闸拦腰斩断，双城之间的流动使命，只能交付给高速公路和城际快轨。作为一种征兆，国家海洋博物馆还暗示出这个城市塑造“蓝色文明”的意志—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看来，虽然经历近代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漕运码头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融合并处，但天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

　　在从海边向内陆行进的过程中，那些平凡人物的叙事带我进入天津卫的深处。他们串起的断片叮当作响，在这个远比海河流动更为迅疾的大时代中，应和着这座城市的变奏，音色有的低沉，有的明亮。而我接下来所做的，不过是尽力忠实地描摹和记述而已。

　　(二)

　　“1991年11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的访问团成员之一来到天津……我们沿着一条新建的公路驱车四十英里来到位于海河口的大沽。这里已经建成一个新的港口，一个对外工业区正在开发之中，一些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工厂已经开始建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向我们描绘着一个又一个的开发计划：把海岸周围的沼泽地里的水抽干；扩大外资厂房；吸引外商投资等等。他最后微笑着说：‘外国的投资者是我们的新皇帝。’”

　　那个人一直盯着我，就像是在审视一个外星来客。他约莫四十来岁，面色臃肿，带着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的那种盐粒感，浑浊的眼睛似乎长期眯着，以至于此刻要打开是如此费劲。就这么打量了一会，他嗡然开口了：“你来这儿干啥？”

　　这里是马棚口，隶属天津大港区古林街，大致位置在天津和河北的滨海交界地带，因明代蓟镇总兵戚继光在此布置海防而得名—为防倭寇，戚继光沿歧口到马棚口的渔村道旁设下十匹马的驿站。清末海防撤除，但1900年日军由此登陆再次证明了戚的战略眼光。它颓然卧在海岸线旁，除了风力发电站、小五金厂和加油站，只剩二十多户民宅。

　　春天已经到来，然而村前一小片稀疏的小树林依然徒具枝干，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垃圾袋。而灰黄色的用砖堆砌的民居低矮、破败，在烟尘中错落出废墟般的景观—废墟，它第一眼给人这样的感觉，它的年头实在够久了，甚至发霉的味道都已散尽，只剩下即将风化的躯干。来此之前，我还以为会闻到鲜活的鱼腥味呢！

　　为了缓解不自在的感觉，我递过去一根烟，告诉他，我是来看古渔村的。他接过烟，脸上疑惑和嘲弄交替出现：“渔村？你说哪个渔村？好多年前这里就不是啦。”

　　这名男子叫赵子明(音)，是马棚口一村的老村民，曾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28岁时，他觉得再跟小弟弟们混在一起已不太合适，便和同村的年轻司机一起加入了填海造陆的翻斗车大军。每天能赚150多块钱，但卡车要24小时运转。前不久，他不慎从车上摔下来，折了一根肋骨，暂时在家养伤。

　　赵子明有些茫然地望着广袤的荒地中作业的大卡车—他将这些车称为“大翻斗”，这些若隐若现的大翻斗正在作业，远看如蚂蚁，相隔几十米交错排开，掀起大片的灰尘，遮天蔽日。这群机械野兽像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们将危险的气息传递给沿海的村庄，并提醒它们远远躲开。满载着淤泥与沙土的卡车，在我身边高分贝驰过，震耳欲聋。而阳光与不远处的海水一样刺眼，风车缓慢转动，又加重了眩晕。

　　出于生计考虑，赵子明有时会担心填海造陆过早结束。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按照规划，工程将持续到2018年，作为主要参与者，天津港集团正在持续为此注入资金。他们的目标是，建成以造修船、海上工程设备和重型装备制造等基地为核心的“海上工业新城”。

　　三三两两的村民聚拢过来，朝我们瞥了一眼就踱步走开。这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人，按照赵子明的说法，他们已经没用了，就等着把脚放进棺材里。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像残破的石碑，风蚀浪打过后，碑文已经模糊得不可辨识。多数人已经搬到上古林的楼房，有些人则是从别处迁来，把这里当成短暂的中转站，等待大港的子女安顿下来，再把他们接过去。

　　一个带着毡帽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拄着拐杖，在不远处笃笃地散步，仿佛生活只剩下和地面的微弱交流。赵子明大声地把他叫了过来。这名75岁的老人叫吴希元(音)，以前住在歧口渔村。他16岁下海，55岁时告别渔船，没有想到晚年会离开家乡。

　　“我这辈子都在海上打鱼。”吴希元向我们讲道。“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是渔民，一年三季海上漂。开春打吉头鱼、青虾还有红虾；清明时捞螃蟹和皮皮虾；过了小满，就开始捞那个两尺多长的鮰鱼，还有二号鱼；秋天对虾非常多，很肥；冬天封河以后，我们休息。”他家里的那只捕鱼船是木质帆船，长约20米，最多容下6个人。修修补补，一直用了几十年，最后跟他一起退休。

　　他们最远到过山东、辽宁等地。“有一次在蓬莱，”他抬高了音调，“我们还看到了神仙！人人都说蓬莱有神仙，我开始不相信，就连妈祖也不信，但是那天晚上，在海上过夜，我看到对面的小岛上有人影在飞，好几个人影，穿着长袖白裙子，像是在跳舞。”就在那次神奇的遭遇过后，他的家里多了一尊观世音的塑像。

　　村里每年都会淹死十多个人，吴希元却每次都能满载海货安然归来。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收获要上缴“公家”很大一部分。直到1987年前后，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他才有更多海货卖到市场上。“要感谢伟人邓小平，是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吴希元对邓小平充满敬意。他驾船去北塘海鲜市场，还曾到过内河—那是二道闸建成之前的事；之后他很少再去城里。这道闸口，成为吴希元和多数渔民心目中的天堑。

　　吴希元将是这里的最后一代渔民。四个儿女，一个晒盐，一个养虾，另两个去了大港开发区—这个天津的“卫星城”人口近50万，依靠新建以及从内城转移而来的石油、燃气、机电、五金等大型工厂，持续吸附着周围的乡镇人口。而在渔船废弃后，马棚口的居民还得靠海洋的馈赠生活。从2007年开始，这里挖起了上万亩的盐汪子和虾池。村民们将海水引到池中，先养虾再晒盐，循环利用。

　　这些我并未见到，在马棚口，我当时只看到干涸的盐汪子在饥渴地望着大海。告别两人，我重新回到沿海路上。漫天灰尘中，我感到整个村庄如海市蜃楼般虚幻起来，仿佛再过一阵风，它就要随树枝上哪些垃圾袋一起飞走。它给人的感觉，远不如临近海港的北塘那样真实。

　　拦截黄骅至塘沽的客车，约40分钟后抵达北塘。海鲜市场附近，不少游客在和鱼贩讨价还价，他们来自河北、北京或者天津市区，来此品尝海鲜，领略古渔村的风情—北塘也是古中国的海防重地，八万多平方米的清代的炮台营就在小镇东侧，“北塘双垒”不久前刚刚被装修一新。当地政府准备在周边建造国际青年营和影院等设施，进一步刺激旅游业的发展。

　　北塘码头尤为热闹。“渔家乐”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红星渔业是北塘镇最大的私营旅游公司，56条渔船每天载着上千名游客出海观光，观看渔民捕捞，体验海上垂钓的乐趣。这些旅游船原本就是渔船，渔民们乐于被征用，这为他们每月带来数千元的收入。

　　红星渔业的总经理王志起黝黑、健壮，被这里的人称为“北塘的刘老根”，他原本也是北塘渔民中的一员。1998年，面对海洋资源的枯竭，他召集一批当地渔民创业，慢慢把一家村级渔业公司发展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知名的旅游“船坞”。

　　王志起说：“公司生意越来越好，跟政府对沿海地区的开发有很大关系，他们鼓励私人搞旅游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还完善了沿海的配套设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北塘来。”

　　“北塘的好日子才刚开头呢。”那位船老大微笑着告诉我。我们这艘满载着20位游客的渔船，颤颤悠悠地向海洋驶去。几位游客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而我则想起国家海洋博物馆兴建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段话。在他看来，中国的“海洋文明”，不如说是“滨海文明”更为合适。我对此深以为然，因为几千年来，除了郑和伟大的壮举，中国海岸线上人们的活动始终囿于近海，即使是古代福建沿海的商人，也不过曾经穿过马六甲海峡，到东南亚做过贸易而已。

　　中国人似乎始终缺乏对海洋的想象力，庞大的陆地面积，已经让人们从南到北辗转不及，更无暇转向蔚蓝色的深处。郑和—这位来自福建、受命于明成祖朱棣的伟大航海家，也只为宣扬国威，本意并不在贸易。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直到受制于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才正式开始。而现在的天津，不过是以主动的姿态延续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不管怎样，新一轮潮骚正在到来。首先从沿海地区开始—20年前，布莱恩·鲍尔就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它是对1949后“追英赶美”的盲目激情的反思与矫正—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海河两岸成为封闭性的工业基地，而门类众多的工厂，在缺乏实际支持的情形下，默默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终于自1990年代始黯然退场。而在造就了滨海新城之后，海水带着另一种无形的商业力量，冲决了二道闸，使内城脱胎换骨，尽管过程充满阵痛。

　　(三)

　　“1973年4月30日，列车从山海关到天津时刚刚八点，车站外的广场出奇地安静……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官员给我们讲起了天津。这位官员机械地列举出一大串天津工业发展的事实，好像他已经很多次做过这样的讲话了。他告诉我们说，沿海发现了石油；以前英租界的那些老房子即将被拆掉，新的房屋将被建起；菜市场的货栈和那些破烂不堪的货摊儿已经被铲平，一个新的人民商场正在那里兴建；那一条条臭味熏天的小河已经不见了，里面的水都已经被抽干，变成了马路。”

　　在海河干流的起点—金刚桥，我遇到了另一位“渔民”孙胜利(音)，这位粗犷的中年男人，摇着窄长的木船在河面上游弋，像是巡河的使者。几年间，因为非法捕捞，他遭到河道管理部门的无数次驱逐，直到去年夏天的一次英雄之举才使情况稍加改观。

　　一天傍晚，两位行人在金刚桥附近游玩时，不慎坠落河中，其中包括一位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孙胜利跳下水，成功将他们救了上来。然而，就在登岸时，那位公职人员的胳膊不小心碰到孙胜利，导致他再次落水。一股无名业火的驱使下，孙胜利竟和对方厮打起来，扯破了衣服，还伤到了鼻子。这一鲁莽的行为抵消了孙胜利的功劳—救人之时，他还以为自己会登上报纸呢。但这件事之后，他捕鱼的行为被官方默许，尽管这对于他一家三口的生计其实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

　　二十多年前，孙胜利还是一名五金厂的工人，过着“三班倒”的日子，生活如机械般运转。他每天一大早起床，骑着飞鸽自行车去上班。行至解放南路和大沽南路一带，他照例瞥一眼涌入棉二、棉四大门的工人—他羡慕这些收入比他多出几十块的幸运儿。林立的烟囱把天空熏得不怎么透亮，他一会儿就钻进了车间，在电光石火中忙碌一整天。闲暇时间，他常带儿子到紫竹林、小刘庄一带的内河码头去玩。他对小时候所看到的千吨级货船印象深刻，这些“巨无霸”装载着天津制造的货物，沿着水深达16尺的航道缓缓驶向塘沽的入海口。然而在1975年之后，这些码头废弃，它们再也不见踪影。

　　1990年代初，平静的日子终于到了头。这年元旦，国家确定天津港为中国北方集装箱运输中转枢纽港。而就从这时开始，海河沿岸的多数工厂因为僵化的经营机制或者政府的新规划，纷纷停产或倒闭，几十万工人下岗重新就业，孙胜利成为其中的一员。

　　工厂的没落和它带来的后遗症，曾触发了天津民间激烈的委屈情绪，在“渤海论坛”上，一位本地网友痛斥计划经济对天津经济带来的畸形戕害—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天津要上缴全国省级第三的财政收入，但上百家工厂却没有得到国家投资；11所大学，地震(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后也没有及时得到国家救助；改革开放后，天津被政策边缘化，投资少得可怜……然而更大的戕害是，这位网友指出：“一个最具备市场经济活力，与世界经济天然对接，精英阶层云集，创业环境、资本环境、国际经验丰富的工商业城市，一个有着南开人文精神和北洋制学传统的城市，竟然被活活改造成了单一的工业城市，市井文化占据暂时的主导，中层领导受计划经济僵化而形成惯性。”

　　下岗之初，孙胜利的情绪和很多人一样激愤，他曾求助于再就业中心，却迟迟“排不上号”，等待的时间里，他花了一个月做成一只渔船。下河那天，孙胜利想得到媒体的关注。他想告诉政府和公众自己下岗后的生活是多么窘迫，而且是“雪上加霜”—2003年初，海河综合开发办公室成立，对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等地的沿河区域重新规划，首要任务就是拆除沿河那些低矮的老式居民楼。孙胜利那栋位于劝业场的40平米左右的住宅正在拆除之列。积蓄不多的孙胜利，将希望寄托于拆迁补偿上，但政府提供的价码始终无法让他满意。

　　作为海河上流动的“钉子户”，孙胜利还在等待。他说这是为了给24岁的儿子讨到一个不错的媳妇儿，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天津人好面子，你可以没有钱，但要活得有尊严。”他自己倒是不在乎什么面子，整日穿着污渍斑斑的旧工装。但他拒绝拍照—这个我们商量好的事情在第二天变卦，不是衣服的问题，他说现在不再那么想上报刊了，“怕被有关部门发现，连鱼都打不了”。

　　多数邻居并不像孙胜利这般执拗，政策一下来就陆续搬走。这些曾经的国企工人，城市居民中的中坚份子，向内陆深处迁徙，开出租车，经营餐厅或小商店；最不济的在旅游景点当人力车夫，有门路的进了别的事业单位，或者开起了自己的公司；当然，也有人无所事事地闲在家里，冬天搬起凳子到海河上垂钓—细细的两三根鱼竿，将鱼食垂入漆黑的冰洞，仿佛不是在钓鱼，而是要钓回过去的好时光。

　　李建民(音)是成功再就业的工人之一。晚上八点多，我在黑牛城道上了他的出租车，告诉他想看看海河夜景，但不想花太多时间。闻言，他严肃的表情放松下来，慢慢地抬起手刹，似乎对这种旅行方式并不感到奇怪。夜灯下的海河像一条金项链闪闪发光。我们沿着河岸逶迤而行，盘桓过金刚桥与狮子林桥，一直聊到六纬路。最后，他干脆在一处安静的巷子里停下车，抬起计价器，点上一根烟：“这会儿不收你的钱，你不急，我也不在乎少赚点儿。”

　　李建民从前在大成五金上班—这是天津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家五金厂之一，成立于1951年，钢丝、钢线等产品曾远销至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开始，李建明并不想去工厂上班，他想读技校，毕业后找个跟汽车相关的工作。但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在这家五金厂上班，父亲面临退休，希望大儿子能顶替自己的“铁饭碗”。李建民是个孝顺的人，再加上当时高考还未恢复—尽管已经听到风声，他还是顺从了家里的意志。翌年，也就是1977年，他和就职于化工局下属公司的妻子结婚后不久，传来了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他有些沮丧，但还是认了命—“嘛事都是一早安排好的，老天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

　　一开始在生产螺丝的车间做学徒，每月工资三十几块。几年后，李建民升为技工，十几年后又成为高级技工，工资水涨船高到三百多。一切按部就班地到来，没有意外，最大的变化是他从螺丝车间转到了回火车间—这是个高危的工种，享有提前退休的“福利”。身在“特岗”，李建民越发踏实，二十多年几乎没歇过班，一次操作失误手指受伤，他才休息了两天。歇班没有工资，但他不在乎那点钱—他和多数工人一样，从没想过要赚很多钱。

　　但总有脑子活泛的人。“1979年，改革开放后不久，”李建民回忆道，“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现象才出现。我有个同事，下海跑到北京，批发那种叫做派力司的布，这种布在当时很流行。他隔三差五就扛一捆回天津来卖，在滨江道交点管理费就行，一米能赚一块钱，一天能赚一百多，而当时月平均工资也才几十块。也有人摆摊卖袜子或者手套嘛的，赚的也比普通工人多。现在天津很多富裕的个体户就是那时候发起来的。”李建民的妻子也想做点小买卖，“但我们那个年龄的人，嘛事都要跟父母商量。我父亲觉得那不是正经路子”，于是两人依旧老老实实地上班。

　　李建民不玩牌，不喝酒，最大的娱乐就是带家人去演乐厅看电影，花五毛钱买三张票，把《地雷战》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看了好几遍。他也不爱出远门，除了北京，最远只到过河北涞水。他解释说：“天津城挺好，我就喜欢在海河边上转悠。”

　　1996年的一天，李建民感到腿脚有点不大利索，好像不是自己的那样，不听使唤。天气一凉，麻木的感觉尤其明显。他去了医院，医生说，你得了脑血栓。输完液，他感觉好起来了，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我还没有医疗保险”。当时他实际已经下岗了，关系还在单位里，只是手续一直拖着没办，为了每月二百多块的补助—至于保险，就算上班时也只有工伤险。他从不在乎钱，可当时五百多块的医疗费却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慌张。后来，医生透露了一个消息：市政府对于40到50岁的市民就医有优惠政策，可享受一定的减免额度。这让李建民一家焦躁的心得到抚慰，由衷地感谢政府。而这件事，也对他们后来的搬迁产生了影响。

　　李建民原来住在小白楼一处四十多平米的老式住宅里，“砖木结构，地板和门窗都是菲律宾生产的，那是我父母结婚时，用劝业场的房产换来的，大概是过去某个资本家的房。”李建民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三十多年，从童年一直到结婚生子，现在想起来依然充满感情。但就在他脑血栓突发的那一年，政府公布了小白楼重建计划，“说是要建什么国贸中心，这一片要全部变成高层”。当时政府给了居民两个选择：每平米4000元的补偿金，或者同等价值的远处住宅。李建民选择了后者，“以前的房子太小，加上父母，五口人住起来很拥挤”。他们一家得到了独单和偏单两处房子，父母迁往西南楼，他和妻子搬进了挂甲寺。两套房都在40平米左右。

　　2001年底，李建民重新走进大成五金厂，发现领导大都换了人，那些新面孔令他怀旧的话语无从表达。他干脆地在离职手续上签了字。回去后，他用毕生积蓄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和妻子一起开出租车。女人白天跑，他晚上接班。这样的搭档在天津并不少见。“每天平均能有四百多，刨去油钱，还剩二百多赚头，足够了。”生病得到的经验，让他对保险格外重视，除了乘客险，他还另外购买了一份商业保险。

　　将近知天命之年，李建民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他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而他的儿子，想法却不大相同。刚毕业时，这位年轻人还在东丽开发区一家公司上班，不到两年就因为薪水太少跳槽了。他想尽快攒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在这件事上，李建民帮不上多大忙—日益攀升的房价令他有心无力。

　　“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能分配。”李建民感慨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沉浸在计划经济的余晖中。就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忽然问我：你觉得计划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一时语塞。

　　“天津现在发展得不错。”我向他敷衍地提起明亮的一面。李建民却茫然地看着我。或许除了搬迁，这些变化跟他没有多大关系。最新打听来的消息，现在他所居住的挂甲寺一片又要拆迁。

　　但海河沿岸依然保留着大片的传统区域，比如北马路与东马路交界地带，包括天后宫在内的古文化街和天津的“商业摇篮”估衣街等。它们见证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繁华，如今又成为本土文化最密集的传播场。在这里，天津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枯寂多年后，再度抽出新芽。

　　(四)

　　“小船靠得更近了，我看到这个人一只手里拄着粗粗的竹棍。尽管看不清他的脸，但我一下子就认出他就是那个说书人。小时候，我曾有多少次被他迷住。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仅仅通过不同的站立姿态就从一个老人变成年轻人，然后又变回来。他很少说话，被人们称为‘傻子’，但他仅仅猛地挥动一下手里的竹棍和瞪一瞪眼睛，就能使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

　　中午，我走进和平区哈尔滨道附近的一家餐厅时，老板马玉清(音)正在和几位客人聊天。话题围绕京剧和相声展开。那个中年人认为，相声才能真正代表天津的文化，植根于民间，影响深远。对此，马玉清并不认同，他扬起下巴，掐灭那支恒大牌香烟，缓缓说道：“那是你们没赶上京剧流行的时候。”

　　这里地处海河西岸，原来的法租界内。残留的建筑曾经过修缮，但颓败的迹象仍十分明显。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期的巴黎轮廓，在中国烟火的熏染下，已经渐渐变色。如今，整个街区闻不到半点法国味儿。各式餐馆、杂货店、鞋店、自行车专卖店等沿路排开。夏季来临，这里的夜市喧哗一片，人们在简易帐篷下吃烧烤或者“马砂”，喝着啤酒“逗哏儿”。马玉清的餐厅曾是夜市上最热闹的一家。

　　马玉清精神矍铄，如果只看外貌，你大概猜不出他的年龄。“这都是年轻时打的底子好。”他略显得意地说。年轻时，马玉清是一名京剧演员，他6岁就跟着舅舅学习京剧，专攻武生，唱念做打的功夫炉火纯青。后来，他加入天津前进京剧团，随团四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比现在热情，也真懂行，该叫好叫好，该安静时安静……”

　　他眯眼陷入沉思，仿佛在众人期待他讲下去的短暂停滞中，又成了“角儿”，甩掉一身的油烟与腥膻，重新回到那些光鲜亮丽的日子。他追忆道：1950年到“文革”前夕，是天津戏剧最繁盛的时期，剧团众多，名角辈出，最受捧的有“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马良连高徒周啸天、能文能武的厉慧良、梅派青衣丁至云、旦角杨荣环、老生程正泰以及唱净角的侯派传人李荣威等等。堪称一时风云际会，此后再难出现。而他们出演的《失空斩》、《长坂坡》等剧目也都成了难以复制的经典。

　　“大戏上演就在附近的中国大戏院，因为政府官员也爱听，排场很大，各大剧团都是全梁上坝。我曾经看过一场厉慧良老先生的《艳阳楼》，他一出场，下面就掌声雷动，到了醉打那一段更是彩声不断。梨园里有种说法，叫‘北京学戏，天津唱红’。我没在北京学过戏，天津这块宝地对我足够了。”

　　但自己第一次登台唱戏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马玉清来说，已经越发朦胧了。在众多大师及其传人的光环下，他一生几乎都未挑过大梁，惟一的重要角色是扮演《挑滑车》里面的金兀术，也就是那次，他领教了观众的嘘声与掌声转换是多么的快。

　　很快，乌云压城而来，不再给马玉清成名的机会。1966年秋，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把传统戏通通禁锢，“八大样板戏”取而代之。马玉清被下放到郊区农场接受改造，每天劳动之前，他和一堆同行都要在监视下，战战兢兢地朗诵《毛主席语录》。十几年下来，功夫几乎全部荒废。而他崇拜的大师们命运更悲惨：厉慧良和丁至云被定为“厉、丁反坏集团”，家里被砸抢一空，前者身陷囹圄十五年，后者被下放到玩具厂，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程正泰则因解放前曾邀请台湾艺术家来津门演出，头上插着“通敌特务”的标杆，整日被游街批斗。繁花绽放的时代在一场闹剧中结束了。

　　“文革”结束后，天津京剧团重组，心有余悸的马玉清并未选择回去。他们三兄弟合资开了这家餐厅。但当初的“角儿梦”，每每想起便令他身陷痴境。

　　他带我去他居住的老房子。那是附近一栋两层法式建筑中的一间，灰白的墙壁已经多处出现裂纹—1861至1945年间，这栋建筑方圆十几公里都是法租界的地盘，商场与洋行众多，衣香鬓影云集。马玉清时常听他的父亲讲起，那些人生活得多么优雅、精致。他想跻身其中，然而出生时人群就已风流云散。后来，他想成为受人追捧的名角儿，却又不幸赶上浩劫。

　　这位75岁的老人，摩挲着压在箱底多年的武生戏服，历数过往扮演的角色，眼神呆滞。“都过去了。”他喃喃道。这一感叹，显然并非只是针对京剧。

　　最大的改变始于1990年代。当上海衡山路的英国酒吧、十里洋场与复兴的上海滩进行空间叠加时，在天津，溥仪居住的静园、梁启超故居、奥匈俱乐部—这些闪耀1920年代的古董建筑里出现的却是大白菜和象棋桌。一幕幕魔幻的现实戏剧，让迷恋过去的马玉清们突然明白，这是一个因负担过重而无法返回过去的城市。曾经生活在天津的精英们，长期被僵化体制的土壤所禁锢，后来又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无情地压制与驱散。浪潮退却之后，平民文化如雨季的海河水一样迅速地溢满整个城市。

　　马玉清觉得京剧才是天津卫最重要的传统，他也认同李叔同与曹禺的话剧。至于相声，则是“老百姓在茶馆里的消遣”，难登大雅之堂。但近年来，天津市政府却在开发五大道、海河风光等旅游景点的同时，也将相声作为招徕游人的一面招牌。2010年，天津相声连同“元升茶楼”等传统茶园一同被列入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歌剧与芭蕾舞等高雅艺术—就在2011年3月中旬，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在西岸艺术馆、天津音乐厅、天津滨湖剧院展开了“歌剧之旅”，一连上演了《茶花女》、《唐璜》、《原野》等近10台歌剧。

　　天津相声市场忽然的火爆，更出乎马玉清的预料。在名流、谦祥益、大金台等茶馆，于1999年成立的“哈哈笑”与“众友”等相声团体，让天津人重新找到了过去茶园热闹的感觉。京津城际高速通车之后，许多北京的年轻人周末也扎到这里，听几段纯正的“津味相声”。

　　“以前观众都在50岁左右，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中青年，”在估衣街谦祥益茶馆的后台，众友相声艺术团的佟守本告诉我，“我们也正在努力让演员年轻化，现在很多演员都是来自北方曲艺学校的年轻人，或者是老先生的弟子。而我们除了挖掘经典段子，也在创作新段子，你比如说众友的《四门功课》、《生肖趣谈》、《别扭论》、《夫妻之间》、《合家欢》等等，都是取材于百姓生活的新鲜段子。按照一位相声前辈的说法，我们又为相声添了产业。”

　　66岁的佟守本清瘦、健谈，讲话温和而风趣，这和他在台上的表演风格相吻合。“文革”期间，佟守本曾在南开化工厂烧了十年锅炉，但一回到茶馆，所有的气场都回来了。他相信，茶馆在，天津相声就在。至今，天津民间众多相声剧团仍保持着在小剧场或茶馆演出的传统，似乎对商业或产业化并没有多大兴趣。尽管名流茶馆的老板于承燕已经开始把相声当做生意来经营，但在佟守本看来，天津相声最大的魅力在于人与人的交流，跟钱没多大关系：“在小剧场或茶馆，买壶茶就能坐上半天，这里没有假笑。天津相声注重亲和，和观众交流也比较多。许多观众听了很多遍还要来，就是追求这种氛围，没来就像有件事没做一样。时间一长，台下的人都认识了，逐渐成了朋友。”

　　“这和北京不同，”佟守本说，“北京相声好像档次高一些，在大场面表演，歌颂型的比较多，夸某人，夸某事。天津相声的速度和节奏，就跟日常生活一样，融于大众之中，而且以讽刺为主，更辛辣一些。就连许多北京人听天津相声，都觉得解气，过瘾。”他不在乎外界评论天津相声过于“草根”，因为“天津人说话本身就是文化”。“逗哏儿”，在他看来，是一个褒义词，形容天津人讽刺性的乐观生活态度。

　　而在天津民间，对比相声与其他高雅艺术，关于“草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辩论旷日持久。这种辩论，在旁观者听来，像是海与河碰撞之后发出的余音—海水退潮后，残余岸边的晶体已经发暗，而海河本身还在不断涌出生生不息的能量。或许正如天津作家冯骥才所说：“你不能将天津简单归为哪一种文化，它本来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精英与草根都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从时间上看，现在好像草根占据主流，这是天津的本土性；而精英作为过去的基因，也在孕育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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