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N记者 孙先锋 北京报道

　　谈到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很多人和企业可能都会说：国外的政治动荡是突发事件，谁能预测到啊？无法预测，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风险了。不过,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这只要进行适当的跟踪研究，海外投资的风险不仅是可以预知，也完全可从战略决策上加以防范。

　　事实上,中国在企业“走出去”时，基本遵循的是“政府指导、企业决策”的原则，采取三个方式：首先，政府会把所掌握的各种国别的风险情况提供给企业，把一些国家的情况分析预警信息告诉企业；其次，政府如何发现风险之后加以防范；第三是建立和完善应急机制。可见，中国政府近年在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外交、安全、商务等部门内部，在风险信息的监控和通报方面也建立了某种机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有通报机制。

　　然而，从利比亚危机事件来看，这种通报机制的作用还有待于完善，毕竟有70多家中国企业、数万中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前规避风险。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也曾指出，目前的风险防范措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说，“我们正在总结，将来碰到紧急情况需要进行风险防范时，如何把保障人员的安全和财产的安全更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到企业在所在地注册，如何支持和指导这些企业按当地法律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己，如何更好地进行一些诉讼保全等等。”

　　“这种一般性的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收集，以及事后信息通报式的传递和提醒，与战略层面上的风险研究和风险控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企业防范海外风险、提前规避风险来说，基于跟踪研究的战略风险预警和控制，显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贺军解释说，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风险跟踪研究的机构，安邦研究团队认为，很多看起来“突然”发生的风险事件，完全是可以通过研究来提前预知的。

　　贺军认为，以此次北非国家的危机为例，北非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动乱不是一天产生的，而是有着很长时期的量变过程。检索信息可以发现，这些出现政治动荡的国家，无一不是强势领导人长期执政的政权。本·阿里在突尼斯执政已达23年之久，被称为突尼斯的“强人”；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长达30年，是埃及近150年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被称为“法老”；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已33年，而他的总统任期要到2013年截止；卡扎菲更是一个执政期超长的统治者，他统治利比亚已经长达41年。

　　“长期执政、强势、独裁、严重腐败、失业率高企，如果这些因素同时具备，在国家政治风险分析中，这就是极为典型的风险案例。”贺军说，如果企业要投资这些国家，那么对于该国政治风险的评估权重就应该更高一些。如果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信息监控和专业调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相信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向企业提供战略风险研究和预警。

　　不过，正是由于国内企业和机构缺乏风险意识，或者忽略了相关风险因素，因而才造成了今天的困境。安邦研究团队在信息研究中发现，虽然中国一直视利比亚为“好友”，但中国在利比亚参与的主要是承建工程，直接投资项目较少。利比亚真正好的油田资源却被分给了利比亚一向敌视的美国、日本、欧洲国家，而中国的石油公司仅负责利比亚比较贫瘠的内陆油田的勘探，且规模不大。这显示卡扎菲政府对中国的“友好”是极有限度的，利比亚只是在受美欧压制时，在政治上需要中国的支持，而在经济上，他更偏向于地缘上更加接近的欧洲国家。

　　在利比亚事件之后，安邦服务的一位在非洲有大量投资的浙商客户心有余悸地说，最重要的、最沉痛的回忆是，就是玩大投资的企业到海外投资，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来控制风险，绝对不能只信表面的宣传，忽视了专业研究机构的提醒。“但遗憾的是，大部分企业对此并未当真，更没有从战略上来重视此事。”贺军说。

　　显然，企业没能获得有战略价值的风险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应该过了过去那种不闻不问、盲目闯荡的时期。上述缺失的结果，就是当危机“突然”降临时，不得不匆忙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