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红霞报道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但由于服务软件没跟上，城镇化似乎有点名不副实。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3家研究机构分别发布报告，不约而同地批评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的“伪城镇化”。

　　伪的涵义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均等化。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但目前我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的状况总体上依然没有改变，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群体差异。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缓慢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涉及到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变革等多方面因素，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包括制度安排、财政、人员和设备等分配问题，这些均不是一个五年规划就能解决的。

　　由于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也造成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不匹配。国研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苏扬选取部分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3个发展中国家，做了区域经济与人口分布协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从空间分布来看，经济与人口分布不协调是最高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分担。”白朋鸣分析说。因为会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各项开支，发达地区在享受外来人口带来劳动力的同时不愿意设置低门槛以接纳外来人口；而贫困地区对于人口自由转移产生的后果感到担忧，这将会导致大量劳动力迁移到发达地区，进一步削弱本地区经济发展动力。

　　那么，应该如何让城镇化变伪成真呢？安邦咨询公司城市战略组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更改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即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外来暂住人口、户籍非农人口之和与总人口相比来计算城市化率，以此为基础配套公共设施。二是引导资本流向城市边缘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尤其是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投资。

　　同时，要想真正做到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匹配还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更多的动力。例如，将其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中国现行的政绩考核是以GDP为考核标准，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对那些居民就业、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等看不见的工程不闻不问，也丢失了城市化的根本。因为城市化是要解决农民自由地进城迁居和落户，城市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聚集在城市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只有把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匹配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才能真正让地方官员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唐黎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建议，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不同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尤其在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要大幅改革目前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力争使前者做到就业优先，使后者做到环境优先。在目前政治体制下，这是约束地方政府各种非理性的政绩冲动、将以就业为核心的民生放在首位必须解决的问题。